秦皇岛工人运动史——解放战争时期秦皇岛地区的工人运动（四）

秦皇岛工人的反迫害斗争

一、耀华玻璃厂工人反裁员，斗争封建把头武维屏

  日宼投降后，耀华玻璃公司的董事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于 1945年9月29日召开了第87次董、监事联席会议，议决耀华玻璃工厂停工。10月20日，耀华玻璃公司所（天津总事务所）、厂 （秦皇岛工厂）组织及待遇调整方案岀台，规定“秦皇岛工厂的事务部、工作部、制板部、制品部、业务部改为科，建设部废止，工人留厂558名，停资待雇428名。停资待雇工人本月度净支以八月度之工津配给全额后，听候将来甄别录用。”此与9月29日董、 监事联席会议决之第二项中之二：“选余工人自停工之日起支八月度工津（奖励金除外），全额三分之一（食粮亦三分之一）作为生活维持费”，之四：“减薪留资职员自十月度起均以七月度为准之薪律全额三分之一（食粮三分之一）作为维持费……”完全不符，实际上就是将待雇人员开除出工厂。《调整方案》出台之后，原日伪时期就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把头武维屏加紧活动（武 维屏其人，早在日寇侵华时期，他在南楼当工头，曾任日伪宣抚班长，某镇副镇长等职。）他藉工厂裁员之机，上下左右串通，破坏工人内部团结，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他们把年轻能干，懂技术、生产、经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开除了，他们根本不是为工厂着想，不从生产出发，不顾员工们的死活，只是达到他们少数人控制全厂为所欲为的目的而已。武维屏的行为，激起了广大职工群众特别是被裁减下来的员工们的不满。被裁减员工们立即联合起来，选出代表去天津玻璃公司总事务所，先后向副总经理刘翁云和董事长袁心武诉说：工厂裁减员工不符合华北特派员王翼臣布告中指岀的“所有员工都应监守岗位”的规定。要求撤销武维屏、周景福等人之职；被裁减人员全部复工。刘翁云和袁心武对此事却以“交通堵塞，营亚不好，财力不足”为借口进行推拖搪塞，把代表们“劝回”秦皇岛。代表们回秦后重新计议，聘请律师写了许多份呈状，又去唐山、天津（河北省）法院和北京国民党有关部门控诉，直至到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处告状。时逢国民党中央政府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龚祖同等人来秦接收耀华玻璃厂，代表们抓住这一时机，天天到工厂找龚祖同告状,要求撤销武维屏、周景福等人的职务，被裁减人员全部复工。龚祖同接任厂长后，仍是依靠周景福等人。一天，工人代表们要求被裁减员工复工时，他依然推拖。工人代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求龚厂长一同去北京（国民党中央机关）辩理，龚才无奈应允复工（其实上边早已有了复工的批文）。于是，被裁减员工们经过斗争取得了胜利，1946年2月20日全部上班复工。

  虽然经过斗争取得了被裁减员工全部复工的胜利，但是，广大职工群众对武维屏等人的痛恨并未消除。

  此后，耀华玻璃厂的工人们为了反迫害，决心驱除武维屏等人出厂，有五百多名员工联名，于1946年5月13日向耀华玻璃厂董事会控告武维屏等人欺压工人的罪行。耀华公司和工厂都很害怕事态扩大将影响生产，无奈只得将武维屏等人调往天津耀华玻璃公司，暂平息众怒。

  二、铁路工入反解雇斗争

  1946年秋，华北地区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协力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压迫，经常扒铁路、炸桥梁，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交通运输线，断交情况处处可见，铁路运行天天受到阻截，并有共产党秘密工作和散发传单“欢迎失业工人到解放区工作”，搞得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突出的是给北宁路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压力很大。于是铁路局就耍了一个大阴谋，从北宁路 的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天津等站段调11054名员工到津浦路去，名曰调转，实则变相解雇。因为当时津浦路北段只有天津至沧县段通车，其他站段均为解放区控制，而天津至沧县间的各站原有员工已满额，若再调去万余人根本无立足之地。铁路局命令自8月23日起至31日止，被调员工如在期限内不到津浦路报到者就予以开除。被调员工不明真相，自接到调令后即筹集费用，打点行装，有的为此毁家弃产，懵懵懂懂地如期到天津津浦路局报到。可是到达天津之后，津浦路局的管事人员徐子厚对报到的员工们说：“你们来了很好，将你们派到沧县、德州各站去。因为这段路被共军占领，暂不能去，先在天津待命，等国军接收后你们再赴任。在待命期间，吃饭、住宿等问题，先请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被调员工们在津待命期间的生活问题，北宁和津浦路局都不管。绝大多数人由于经济困难就住在火车站候车室内、站台上，天桥底下，棚车里，有的人则在马路上、货场仓库里、雨搭下边过夜，仅有少数人手里有点钱住小店和客栈。而物价飞涨，米珠薪桂，被调人员初到天津时，买一个窝窝头需二百元法币，过了四、五天后就涨到三百元一个，而重量还小了许多。秋天气候日渐寒冷，员工们吃住都谁以维持，多次找津浦路局催问，得到的答复是“路局无能为力”。在此情况下，员工们不得不到平津区天津铁路办事处去交涉，回答则是“你们已经调到津浦路，一切问题由津浦路局去解决，平津区不管。”由于两路局互相推诿，谁都不管，被调员工成了没娘的孩儿。大家在百思不解之际，山海关电务段被调工人王珍听到平津区天津铁路办事处一位科长透露：这次从北宁路调津浦路实际是变相解雇。被调员工此时才恍然大悟，方知上当受骗了。

  一万余名铁路员工知道了自己被铁路局以调转为名而解雇的真相之后，立即自动联合起来，研究反抗对策。首先是山海关、秦皇岛的员工们开始商量，随之唐山、天津等地的员工一同商量。9月5日，被调全体员工在北宁公园集会，一致意见到平津区天津铁路办事处请愿。据当时天津《益世报》1946年9月6日报道这一消息时说：“万余名被调员工将平津区天津铁路办事处包围，把大门堵住，各办公室门前均不放人出入，由全体员工公推代表，首次推出代表马洪俊、徐炳泽（扬）、杨连衡三人，要求见副局长徐亚韩,提出三项要求，请即答复，以不得要领未有成功；二次推出代表刘平庵、刘育之与马、徐、杨五代表晋见；第三次又增选代表王珍、傅绍先共七名代表晋见徐局长，始得圆满答复。”同日，天津《博陵日报》第四版也报道这一消息时说：“徐局长答复后，后方工人不知，徐乘车出局被工人包围，旋由工人代表送出，移动时路警所长刘润芳鸣枪一响震吓，弹由上坠下，代表刘育之负伤，工人将刘之伯郎宁（手枪）夺过，并殴伤之。路警李树云护送刘就医被围，亦鸣枪二响，手枪又被夺，二枪均交警所，工人张汉涛受伤，轻伤四人。护路副司令谢敬兴、参谋长袁复之、稽查处长陈仙丹、宪兵队长韩兰秀、警局督察长孙飞、曾三分局长及秘书主任郭兴露（霖）、白处长均到场并弹压……至五时许始解散。”

  在路警所长刘润芳鸣枪之后，工人们怒不可遏，用砖石瓦块把办公楼的电表和一、二楼门窗的玻璃全部砸碎，许多员司跑到三楼躲起来。

  这次斗争的结果是：铁路局被迫给每个被调人员发了三个月的工资，每个工人半袋立郎面粉，员司一大袋。一切福利待遇全部补发，每个人发给一套制服。斗争结束之后，员工们也就失业了。

在这场斗争中有几名工人受了轻伤，工人们在一气之下打了警察所长，并在大街墙壁上张贴了“打倒铁路局长石志仁”、“打倒徐亚韩”、“徐亚韩是大汉奸”、“打倒工贼郝光林”等标语。与此同时，大街上还有人散发了“欢迎失业工友携同前往泊镇、连镇（当时两镇都是解放区）去”的传单、落款是“工人自治会”。说明工人群众是十分向往解放区的。

三、港口、耀华工人抗暴反美斗争

1946年3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向开滦秦皇岛码头工人无故挑衅，肆意殴打数十名工人，还鸣枪威吓。对此，码头工人们义愤填膺，立即罢工抗议。煤场区工人们闻讯后，于次日举行声援罢工，要求美军赔礼道歉与赔偿损坏之工具等。码头与煤场工人罢工后，应装船外运的物资堆在码头上，应卸船的物资压在船舱里，顿时出现了严重的压船压货问题，尤其是美、蒋军队的物资急待疏运。港口陷于瘫痪之后，急坏了秦皇岛国民党当局，唐榆区国民党工运指导专员常介甫为献媚其美国主子，急电开滦秦皇岛港工会的孙士河等人，强令工人从速复工。但是，工人们态度坚决，对其命令置之不理，仍坚持罢工。美军军官被逼无奈，只好在工务处人员陪同下向工人道歉，言明“已嘱示部队不准再有类似行为”后，工人才开始复工。

又据194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北平发生美国兵侮辱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事件，为响应平津学生爱国运动，秦皇岛矿务局码头及耀华玻璃厂一万五千工人，亦于上月二十九日实行罢工，并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两名工人（王小海、李存义）遭其击毙，迄本月三日罢工仍在持续中。”在这次斗争中，愤怒的群众与军警进行了殊死搏斗，冲破封锁线，抬着死难工人尸体持续游行，在国民党专员公署门前高呼口号，吓得国民党官员们不敢露面。码头工人与耀华玻璃厂工人们联名向国民党专员公署和秦葫港口司令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要求美国佬滚出去，迅速停止内战。罢工持续到1月5日，迫使美、蒋当局拿出40万元法币抚恤死难者家属。与此同时，秦皇岛各学校师生还举行了 “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

  四、山海关铁路工人停车罢工，营救工友周大车

  1946年12月22日下午4时，山海关铁路机务段火车司机周忠秀、司炉丁国臣、赵国成、学习司炉张义荣，驾驶着302次特快列车由天津返回山海关，摘钩后，周忠秀开机车倒行回机务段入库。当机车行至103号道岔附近时，有一个护路警察喝得醉熏熏地抓机车跟随入库，因没抓牢从车上掉下来被轧死，造成机车司机精力分散，当机车行至103道岔处把道岔子挤了。搬道员见是周大车（铁路称司机为大车），说声没关系就放行了。机车入库，周大车对司炉们说：“得抓紧走”，随即把机车停在煤台旁，到运转室向值班监工说了声，几个人就分头逃跑。丁国臣、赵国成翻墙往石河方向跑了，周大车和学习司炉张义荣准备从检车段南门下去，恰好东门的护路队来抓人，工人刘宝海听到消息就跑来送信，让周大车与张义荣快跑，煤台上的工人们见到刘宝海后边有拿枪的人追，不知啥事，就乱跑起来，又逢工人下班都往外走，周、张二人随大流人群就跑了，躲到半夜才回家。按往常铁路出了这样的事故，段里就处理了。可这次被轧死的人是护路警察陈大队长的同族，陈依仗权势派人到处抓捕周、张等人，半夜里把周大车和张义荣从家中逮走，关押在警务段内。

  23日，警务段长康XX、护路大队长陈XX、国民党山海关铁路工会理事长张荣、运输段长张万荣和机务段长苏九鼎等，对周、张二人进行非法审讯。按铁路惯例，火车轧人由铁路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处理，其他有关部门只能是过问一下处理结果，并无权直接干预。可是这次护路大队不但当天即抓捕人，还出面审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审讯时，周、张二人述说一致，一口咬定是死者抓车不慎掉下去，来不及刹车造成。陈大队长说周大车说谎，又第二次审讯张义荣，张再次述说事故经过，陈大队长从审讯结果中没有捞到什么，复又将周、张二人扣押起来。

  周大车和张义荣被抓捕的消息很快传开，群众对此事议论纷纷，都说火车轧死人没有把乘务员押起来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连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也很少有过许多人还认为在山海关审讯周、张二人没完结，若解往北平处理那就糟了。值班室里乘务员们就此事合计擂车（罢工停车）要人，以营救周大车等工友。议定从407次快车开始罢工，并作了具体安排和分工：由孙绍洪把着东门，来人就介绍情况，参加罢工者就让进来，想上班的就让回去；由李洪恩看守机车不准开动，罢工的人们在一旁等候命令。计议停当后，选派季玉琪和五名乘务员为代表，到警务段（或运输段）谈判要人。因计议时被陈大队长等人发觉了，当季玉琪等人二进屋，陈便吼叫着说：“这是你领头捣乱！”工会理事长张荣假惺惺地让坐，并向陈介绍说：“这位是季玉琪，季代表。”季玉琪坐下后陈又怪声怪气地问：“罢工是你组织的……还有谁？”季玉琪当即反问：“这是谈判还是审问？”运输段长赶紧圆场说：“老季，你讲讲你们的条件吧！”季玉琪说：“条件很简单，要你们立刻放人。”陈大队长怒冲冲地要说些什么，机务段长抢着说道：“老季呀，咱们老同事了，事情咱们商量着办……”季玉琪冷笑一声说：“只怕407次快车一开，周大车就上北平了。”陈大队长见揭破了他们的底细，大喊.“是谁造谣，你说！”季玉琪紧接着说：“别作梦了，我们是不见人不开车，不见人一趟车也别想开出去。 咱们就让东北华北断绝交通！”扣押周大车的地方已云集几百人， 时断时续地响起一片口号声。“不放人不开车！ ”、“周大车无罪，立即放出他们来！ ”谈判相持了几个小时，机务段长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与警务段多次商洽要求放人，由于407次、7次列车的机车停留3—4小时，交通部调度给机务段运转值班室来电话追问原因，当天值班员叶宝印，把警务段押送司机，工人罢工要人的事做了说明。交通部调度又和警务段通了电话。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交通部调度的催促下，警务段也只好妥协了。他们嘀咕了一阵后走了出来，这次是警务段长先开口：“季代表，咱们都是铁路员工，是一家人，周大车平时也是个老实谨慎的工人，那就马上把他释放。”季玉琪又问：“张义荣呢？”警务段长看看陈大队长，陈低头毫无表情，意即默认，于是警务段长又笑着说：“既然是一回事，当然一样处理。”

周忠秀、张义荣被营救出来，工人们立刻拥上去把他们俩举起来。7次和407次列车也相继开出了山海关车站，罢工营救工友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通过这次斗争，对坚持正义的铁路员工、无罪被扣押的周大车和张义荣以及广大群众都有很大鼓舞和启示，认识到只有斗争恶势力，工人的基本权利才有保障。

五、山桥、山铁工人迫铁路局长解决工资待遇问题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已陷入极端困境，突出地是物价暴涨，通货膨胀，工人的工资不但不涨，而且不能按时发放，等工资好不容易到手时，物价却涨了很多，加之封建把头们 的剥削克扣有增无减，实际上等于月月降低工人的工资。这时，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规定南方地区铁路员工的工资以大米定位，北方铁路员工则以粗粮定位。正当山海关桥梁厂和铁路的工人们对此规定愤愤不平之际，闻听平津区铁路局长石志仁不久要来山海关检查工作。大家都想借此机会“大闹”一场。

11月的一天下午，当石志仁乘专车来到山海关时，山海关桥梁厂和铁路机、检、工、电段千余名工人，放下工作跑到火车站 “欢迎”石局长，实际上是去围攻请愿。顿时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人，高呼着“反对迫害工人！”、“反对苛损杂税！”、“反对克扣工资！”、“要求补发工资”等口号。工人们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一时间搞得石志仁十分狼狈，不知所措。后来从工人中选出崔玉书、张振芳、陈贵贤、尹向前等十几人为代表和石局长到站长室谈判，工人们在站长室外面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代表们提出增资要求时，石志仁连连叫苦说铁路局日子不好过，突出是北平路局收入不多，入不敷出，上月工资是向交通部借的。工人代表打断石志仁的讲话，要求给工人补发拖欠的工资，以便维持生计，并要求各地区工人工资应该一样，以保证工人思想稳定。石志仁回答说：“地区不同，生活不同，各地区都按粮食定位，上海大米多都吃大米，山海关粗粮多都吃高粱米，所以按粗粮定位。”代表们立即反驳说：“山海关不是没有大米，吃大米白面也一样，为什么不按大米白面定位？”石志仁说：“这个问题是交通部规定的，如果这样要求，我没法解答，代表们就得向工人们解释解释。”代表们说：“那不行。我们的要求是一样，没法和工人解释。”石说：“我解答。”他到屋外和工人们说：“这是（指工资按不同地区以粗、细粮定位）交通部规定的，得请示交通部。我老石一个人两个肩膀头担负六十亿的‘饥荒'，交通部有指示，增薪是增薪，得裁人增薪，平津局五万工人得裁下两万五，这两万五千人的工资给留的两万五千人增加工资。”这时，一名桥梁厂工人（五十多岁，秃 头）站到长条桌子上说：“局长那么办不缺德吗！” 一句话把石志仁顶得语塞。工人们坚决要求“同是铁路工人，工资得一样待遇。”石志仁被工人们碰回来，又和代表们继续谈判。主子被困，奴才心焦，山海关桥梁厂国民党工会委员张启贵为给石志仁解围，打着为工人请愿的幌子钻到站长室。张启贵为对石志仁百般奉承，想方设法替石解围，他插话说：“工人生活是较困难，祈望石局长回后妥为商办。”石志仁将计就计，也就答应回后商办。代表们一听则明，这是奴才为主子提出逃跑之计，让石志仁趁机脱身，于是代表们要石就地答复工人们的条件。张启贵见此计未成，就又提出：“让石局长先用膳茶，然后再接着谈问题”，企图拖延时间。此时天已黑了，工人们也早就不耐烦了，就大声喊：“姓张的离开这里吧！我们不要你来说情，睡你的觉去吧！让石局长答复我们的吃饭问题，我们的肚子更饿哟。”工人们硬把国民党工会委员张启贵轰出了站长室。此时的石志仁既没有拒绝工人要求的理由，又无脱身之计，只好答应给工人补发两个月的工资和增长工资，命其随员拟了电报稿子念给工人代表和室外的工人们听了，部分工人不放心，就跟随工作人员眼盯着发完了电报。至此，时间已经很晚，工人们才饶了石志仁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山海关桥梁厂900多名工人齐集厂长办公室，要求厂长唐文悌按石局长所答复的条件，立即补发和提高工资。唐文悌是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派来的厂长，他面对国民党当时的政治、军事和工厂停工的形势，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各个战场失败的惨状害怕惹起众怒，工人若停下生产要受上峰指责，不得已才为工人补发和增长了工资。这次增资斗争，是从1922年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以来，时间最集中、解决问题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次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广大铁路工人在政治上有了很大提高，组织性、纪律性也自觉加强，他们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团结一致进行战斗，终于击垮了铁路局长石志仁，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同时，工人们也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工会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工具，根本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工人自己的事情必须依靠工人自身的力量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