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工人运动史——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二）

秦皇岛地区工人的抗日爱国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这是社会活动的必然趋势。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在当时貌似强大，妄想长期奴役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施以种种残暴手段，进行疯狂的欺侮、压榨，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累了同一切敌人进行斗争的丰富经验。日寇在秦皇岛地区的兽行，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经过12年（1933年至1945年）的艰苦斗争，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动人事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一、铁路工人的抗日斗争

山海关铁路抗日救国会的活动

“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处于危亡旦夕。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奋起抗日，除在军事上对日寇进行打击之外，还多方组织民众起来抗日救国。1937年8、9月间，在北宁铁路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 “北宁铁路抗日救国会”（简称铁救会），其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启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铁救会”建立后，根据上级党在北宁路沿线重要城市和咽喉要道发展壮大组织、设立据点的指示，分别在山海关、唐山、坨子头、丰台、北京等地建立了“铁救会”组织。来山海关领导建立“铁救会”的负责人是杨士英（中共党员，天津铁委书记，职业掩护为列车行李员），杨士英同志早在1936年借跑天津至山海关站段工作之便，就与山海关站职工十分熟悉。1938年，马钧（天津铁救会会员）来到山海关，以朋友关系接触机务段大写薛良，在薛家聚集朋友借叙谈友情之机，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意义，发展了薛良为抗日救国会的会员。时间不久，马钧即把这个点交给了杨士英。杨士英接管后，首先在山海关车站行李房发展了李佩森（行李员）、广路（客票员）为会员，以后又在桥梁工厂发展了管库员郑衍增、扶轮学校刘XX为“铁救会”会员。1940年，杨士英同志调走后，由赵治功（中共党员，北京站列车段行李员）、赵文翰（中共党员，北京站列车段行李员）来领导，仍然利用出乘之机来山海关进行活动。

山海关“铁救会”边开展活动边发展会员，不断壮大了队伍。经李佩森发展了刘品卿（列车段行李员）、李长庚（机务段技术室技术员）和李家祥。秦皇岛火车站当时是山海关的分段，为了开展工作，发展了常策民；常策民后来又发展了火车司机钱凯元。1940年，天津铁委的张瑞年来秦皇岛工作(曾一度领导李佩森组工作)，又发展了吴恩福和蒋殿阁。此外，还培养了么俊礼、董钧德、陈华、李玉琪等人为积极分子。铁委对秦皇岛、山海关的工作十分重视，曾先后派叶克明、王知白到秦皇岛和山海关指导工作。

  天津铁委书记杨士英同志在领导山海关“铁救会”工作时，他利用出乘之机，每周或半个月来山海关一次，公开活动是铁路行李房业务交往，暗中则是搜集敌伪在山海关驻扎的机关、军队的动向和火车运往关里的日、伪军队及军用物资情报,同时也搜集山海关罗城以外“满洲国”的情报；还向“铁救会”的会员们通报解放区广大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八路军打击日寇的捷报，报道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爱国志士反蒋抗日的活动，部署发展组织和提出新的工作任务，顺便还将“铁救会”自己办的刊物《铁球》定期不定期地发到会员手中，用以指导工作和传播抗日救国的情况。

  山海关的“铁救会”会员们按照上级要求，积极谨慎地工作, 除及时与上级取得联系外，先后做的几项重要工作是：(1)在杨士英同志直接指导下，机务段小组绘制了山海关全城草图，图中标明山海关大小街道和通路，日本关东军驻地，警宪机关的日本首脑和关键人物的住所等等；(2)张贴《告日本人民书》。由杨士英同志带来后，会员们分头行动，张贴的目标是山海关铁道南四炮台日本关东军驻地附近。机务段小组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在铁路苗圃专门开会，议定把《告日本人民书》贴在日本四炮台兵营出入通道的扶轮学校南头的墙上，由于地点重要，贴时有人放哨和护卫。《告日本人民书》的主要内容大意是：“日本人民是受日本军阀巧使出来卖命的，应该赶快觉醒，不要给他们卖命!” 贴上时间不长就不见了，说明是被日本军揭走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3)为了唤起知识界奋起抗日救国，由郑衍增把一张宣传救亡的传单直接寄到山海关铁路扶轮学校教导处。给学校寄救亡传单，一来是宣传抗日救国，二来是为了解一下教师们的思想动态，以便开展工作；（4）为了军事需要，按着赵治功同志的部署，机务段的李长庚和李家祥二人绘制了机务道岔子图、工厂机器安装位置图、石河给水所（火车上水的水源地）的位置图等。此外会员们还经常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向群众讲解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深远道理，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念。

  到1943年10月，“铁救会”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活动了六年多，做了大量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向上级提供了许多敌寇活动的重要情报。由于北宁路“铁救会”在唐山、天津等地的负责人被捕，赵治功、赵文翰撤到解放区去工作，与山海关“铁救会”会员中断了联系，从此，山海关、秦皇岛的“铁救会”会员们与组织失去联系，不久也就停止了活动。

  建立中共山海关铁道支部领导抗日斗争

  为了加强敌后工作，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1941年秋，中共丰滦迁联合县委决定开辟滦河以东地区，在那里发展党的组织，打通铁路关卡，支援解放区，派党员耿进同志潜入山海关开展地下工作。耿进同志到山海关后，住在检车段工人张占鳌家中。早在1938年时，耿进同志曾在山海关邮局工作过，他和张占鳌有亲戚关系，对张占鳌和一些工人群众有所了解，这次到山海关，首先和许多老熟人、老同志进行了接触。尽管当时日伪到处张贴着“三人以上不准集会”、“莫谈国事”等标语，耿进同志则利用人熟、群众关系好的条件，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启发工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在耿进同志的培养、帮助下，张占鳌等一些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1941年11月1日，经耿进同志介绍，张占鳌、孟宪宝、孟宪礼三人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到1942年初，又经张占鳌同志陆续介绍郑宝田、张有为（张占鳌之兄，张占鳌原名张有魁）、姚鼎臣等人入党。1942年2月，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建立了中共山海关铁道支部，张占鳌为支部书记，郑宝田为组织、宣传委员，姚鼎臣为武装委员，还有张有为、朱裁缝（裁缝铺工人）共5人组成。当时除朱裁缝外，都在山海关铁路检车段和机务段上班，支部组建初期归冀察热辽三分区滦东办事处领导。

  建立在东北至华北铁路运输大动脉上的山海关铁道支部，恰似给敌人的心脏上插了一把尖刀。支部成员们借出乘和日常工作之便，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向群众秘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侵华的罪行和国民党不抗日、汪精卫投敌卖国当汉奸等丑恶行为，唤起群众觉醒，不当亡国奴，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团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1942年，日寇推行第四次“强化治安”时，对我市北部山区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清剿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妄图一举毁灭我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这时，山海关铁道支部书记张占鳌同志虽然离开铁路，但仍以铁路职工的名义进行秘密工作，领导着党员们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的敌人活动情报。经他们秘密侦察所掌握的敌人机场设施以及日本驻屯军、宪兵、警察、特务和其他反动军政人员数字、驻扎地分布情况、武力配备、敌情动向等等，有的绘制成图，有的写成详细情报，派专人送到我党政军机关，对我军有效地打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当年9、10月份，我党北方分局为了开辟东北工作，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经专员高敬之同志将山海关铁道支部的领导关系交给了 “东北工作委员会”，改称“东北救亡总会冀热辽分会运输支部”，对内称“东北工作委员会铁道支部”，由赵濯华、张华东二同志负责领导。张占鳌同志在“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带领着支部一班人和一些积极分子进一步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以铁路工人或装成跑买卖的身份，西至唐山、天津、北京，东到锦州、沈阳等地的铁路线上活动，按照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设法护送我党开赴东北工作的干部出越“国境线”去东北，一般是跟随夜车出关，也有时借用铁路工人服装，化装成司、乘人员或委托给可靠的司、乘人员，以秘密捎带的方法混出关外，每次他都亲自将我干部送上火车并亲眼见到火车开行以后才安下心来。被张占鳌等先后护送出关的干部有吉安邦、张文阁、陈广元、朱建坨、宋国祥等20多名。

1943年底，张占鳌同志护送某区委书记侯宝廷出关时，已登上机车等待开车，距开车时间大约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日本宪兵小队来到机车旁要上车检查，张占鳌见势不好，自己只身横在车门阻挡日本兵上车，同时暗示侯宝廷赶快下来逃跑，趁日本兵抢着上车之机，张占鳌顺势一脚把一日本兵踢倒，侯宝廷跑了，张占鳌同志却被日军抓走。在日本鬼子的严刑拷问下，张占鳌一口咬定“天黑看不清，以为是有人抢上车偷越国境，若知是皇军绝不敢踢。”任凭日寇酷刑折磨，张占鳌守口如瓶。后来，陆翻译（与张占鳌熟识）来了，给说了些好话，关押了几天就释放出来。

张占鳌同志还经常和党小组的其他党员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利用列车在山海关换车头的机会，把由东北买来的电动机、轴承、猪鬃、锯条、药品、火药、染料、文具纸张等物资，转到关内的火车上，几经辗转再运往物资紧缺的解放区。在转运物资时，张占鳌同志总是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向铁路警护段的小特务头头送些礼，取得他们的信任，并借机与小特务头子高三、赵廷壁二人计议合伙捣动买卖，盈利共分。嗜财如命的高、赵二人立即应允，以后他俩曾亲自出马接车护货，假公肥私。不管在什么地方卸货装车，只要有他二人在场，其他部门的汉奸、特务、警察都不过问，事实上高、赵二人成了张占鳌同志往解放区捣运物资的“保镖人”。不幸的是由于滦东办事处负责人刘运鹤的勤务员郭城和任 远的通讯员王琛先后叛变投敌，带走了一些我党在敌占区的关系人名单、联络站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驻留守营的日本一四一四特务队立即按名册进行大搜捕，于1944年农历正月初七夜里，联合山海关的日伪特务队包围了张占鳌的家。这些日本鬼子完全着中国便服，农民装束，看守着张占鳌同志的家门，只要是来找张有魁（即张占鳌）的就捆绑待审。特务高三和赵廷璧这时也到张占鳌家来“分取经商红利”，当即被鬼子捆绑起来，被一顿毒打后方知上了共产党的当，立即向鬼子说明情况，表示要与鬼子共同行动，抓捕张占鳌带罪立功，才被释放。在张占鳌家中等待出关的侯宝廷，张占鳌的父、兄和妻子，一起都被抓起来。所幸的是张占鳌未在家去了唐山，在唐闻讯后转至解放区找组织，安排了新的革命工作。侯宝廷被捕变节投敌当了日本宪兵队的情报主任。张占鳌的父亲被带至留守营时逃跑出来了，其兄以后被我党营救出来。此后，山海关铁道支部的其他成员都隐蔽起来，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

山海关火车站职工的抗日情报活动

1942年初，冀东专署面向基层的抗日工作，专员高敬之同志与山海关火车站检票员高德民（又名高景堂，其父与高敬之系朋友关系）建立了联系，由高德民搜集了山海关的日伪活动情况后报给高敬之，高敬之再转给专署的有关人员。1943年初，为了便于联系，高德民与专署敌工人员王钧同志建立了直接工作关系，商定了联系方法、时间和地点。在王钧同志帮助下，山海关火车站的情报工作开展得很好，以后又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员政治觉悟情况，高德民又联系了事务副站长赵子阳、按内员李玉春、王作昌、孙晓民等人，为我党搜集敌伪情报。他们借与职工在一起工作或工余时间聊天的机会，宣传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思想动向，同时从中了解敌伪活动的情况。他们还利用工作之便，掌握山海关火车站接送敌伪军用列车的确报表，在检查车辆时，留心观察车辆流向、车次、车号，载运的军种、数量、枪支弹药等，对军人列车以送茶水为名，刺探敌人的真实情况。大家了解到的各种情况，随时告诉高德民同志。高德民与山海关北孙庄我地下联络站发生关系，有固定的接头人，原来是一个老头儿，后来又改为一个小学生，经常往来联系接送情报。高德民每月都利用休假日以串亲为由亲自到联络站汇报或请示工作，他还与赵子阳秘密绘制了山海关日伪军的军事设施、火力配备及山海关区联络图，及时报送上级。

1944年5月，高德民同志在工作中露出破绽被敌怀疑，离开火车站到解放区找到组织，随即为其安排了工作并吸收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滦东情报站继续与赵子阳、李玉春等人联系。在日伪时期，山海关火车站的情报工作始终未中断，为我党我军有效地打击敌人做出了贡献。

工人王树之、李洪恩的抗日斗争

山海关桥梁厂工人王树之和山海关铁路机务段工人李洪恩，亲眼目睹到日寇侵占中国大片土地，任意杀害中国同胞的罪恶情景，饱尝了亡国奴的辛酸苦辣，对日寇深恶痛绝。当他们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击日寇取得节节胜利，认识到这才是解放中国老百姓的人民军队，倍受鼓舞，决心投奔这支抗日队伍， 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在1944年的一天，王树之和李洪恩二人相 约去北边山区找八路军，走了一夜，天亮后即被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发现，经过相互交谈，当面建立了联系方法，并让他们仍回原单位照常上班，秘密搜集日伪在山海关的活动情况。此后，王、李二人不定期地到解放区去找八路军汇报盘踞在山海关的日伪军的活动，报告通过山海关火车站的军事运输情况，并将由解放区带回的宣传品在山海关城区散发或张贴。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先把抗日传单团成球，然后在夜晚或乘人多秩序杂乱之机扔出去，在一次夜深人静之时，他们将一叠传单扔到田氏中学院内，第二天使该校气氛既紧张又欢腾，这些宣传品给了广大爱国师生很大启示和教育，对汉奸、卖国贼们有很大震慑。还有一次他们将宣传标语贴在机务段影壁上和田氏中学院墙上，位置十分明显，过往行人络绎观看传颂。这些传单和标语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快要完蛋的大好形势，警告那些汉奸、特务、伪军伪警们不要再为日寇卖命了，告诫日本军人不要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送死了，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传单、标语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山海关城内有个日军曹长看了传单后受到教育，一天夜里携带着短枪逃到我游击区投奔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后，日军仍占领着山海关城。王树之、李洪恩按上级指示，接受了瞭望、引导苏联红军和八路军进驻山海关的任务。9月中旬的一天，他俩满怀喜悦的心情，清早即到二里佃子村向东瞭望等候，时间不长，由远处传来了汽车马达声，后面就是精神抖擞的苏联红军和步伐齐整的八路军队伍。王、李二人与之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介绍了山海关城内日、伪军的情况，引领着队伍开进山海关城内。这时，守城日本军队和伪军警们已闻风丧胆，弃城而逃。王、李二人带领军队首先直奔日伪监狱，打开牢门，释放了被日伪关押的苦难同胞。继而赶到日本领事馆，先打了一梭子机枪，没有动静就又打了一梭子，仍无反映，王、李二人在八路军指导下扔出两颗手榴弹，这时藏着的日本兵受不住了，从窗户举出白布表示投降。紧接着又占领了宪兵队，很快就占领了城内所有的日伪机关和各重要场所，各个要道、路口布满了岗哨，使社会秩序井然。这座长期被日寇统治、蹂踏的古城获得了解放，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庆祝胜利。过了些日子，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傅平同志对王树之和李洪恩说：“国民党又要来了，形势紧张，你们怎么打算？”王、李二人坚决地说：“我们跟队伍走。”后来，王树之参加了八路军，李洪恩因故离开了山海关。王树之同志不幸于1948年整理枪械时因六〇炮弹爆炸而壮烈牺牲于石门寨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