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工人运动史——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

日寇在秦皇岛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秦皇岛的煤炭资源被掠夺，工人遭迫害

位于我市北部的柳江煤田，蕴藏着丰富的优质无烟煤，原由我国商人开办。早在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地区后，就曾企图伸手攫取我柳江煤矿的开釆权，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如愿。1935 年3月，日寇派伪满军队强占了柳江煤矿，随之又相继兼并了柳江矿毗邻的泰记煤炭公司。1938年1月29日，又将长城煤矿改由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与伪冀东政府合办，从此，我市北部煤田的开采权全部沦入日寇之手，绝大部分经营管理人员改换成日本人。

秦皇岛地区的煤矿工人，在饱受中国资本家剥削压迫二十余年之后，随着国家的衰败，企业被日寇侵吞，又沦于日本法西斯统治之下，劳动强度愈来愈大，剥削压迫愈来愈深，终日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产煤炭优中选优，然后运往日本国内。据统计，从1935年到1944年，日寇就从我柳江煤田掠走优质无烟煤3429800多吨，这些煤炭成为日寇当时发展工业和制造军火的主要原燃材料，而后用其制造的军火物资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

工人进矿如进狱，做工如坐牢

  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柳江、长城各矿之后，首先扩充了矿警队伍，配备枪支弹药，加修和加固了炮楼和岗楼，敷设电网、铁丝网、栅栏门。煤矿各个业务部门都由日本人主管或兼管，矿区内驻扎着日本军队和伪警备队，特务和狗腿子汉奸成群，象看管囚犯那样看管着工人。住在包工大柜锅伙的工人们更惨，几十个人住在一个破屋，抬头可见星星，冬不挡寒，夏不遮雨，挤在没有取暖设施、没有照明灯光、没有炕席的通炕上，房子周围都有电网和武装监管人员游弋。成年累月工人上下班都由矿警队武装押送，工人进出矿门口、上下班到井口，都要受人身搜查。上班 入矿井干牛马不如的重活，下班住进连监牢都不如的屋子，过的是比囚犯还囚犯的生活。1938年，日寇在矿区设立了领事馆，领事馆内专设刑讯室，室内备有折磨中国人的老虎凳、烙铁、电椅、杠子、皮鞭等多种刑具，几乎天天有工人被刑讯，轻者打骂一顿，重则致伤致残，甚至无辜丧命。柳江矿老工人谢奎芳因为顶撞了日本监工，就被日本人抓去关到领事馆内不问情由也不许分说，用“大背跨”将谢奎芳摔倒在地，用脚踩、皮靴踢、拳头打、鞭子抽，直打得谢奎芳七窍流血方罢手。1940年的一天，后场老工人齐文中被日本人尾尚叫去，让其找件东西，因齐文中不懂尾尚的话，找不到他所要的东西，就被带入领事馆，打得鼻青脸肿，奄奄一息。伪矿警们也仰仗日寇的势力，随意打骂甚至杀害工人。矿警张小庄让工人傅连吉为其打水，傅连吉未去，张竟向傅开了一枪，虽然没打着傅，可是，当场将在一旁干活的工人朱建成打死，无辜的工人惨遭枪杀，却无人管无人问。1941年，煤矿把头从天津骗招来300名工人到柳江矿做工，不到三年时间，这些人中绝大部分被打骂折磨成病、伤，有的致残或死亡。长城矿工人王大林，因进门没给日本人鞠躬而惨遭毒打。1940年，长城矿三坑透水，日本鬼子白藤知道左和的技术好，硬逼着他下井去开泵，结果左和一下去就再也没上来。长城矿各系里数“劳务系”最坏，被人称 为“老虎系”，系里的人都是日伪的忠实走狗，被称之为“老虎爪子”，其中有个叫杨荣久的，每天提着棍子在工房里转，有个工人因病没上班，他不问青红皂白，抡棍就打。家住林子村的一名工人，因生活困难，拿了两卷炸药想带回家去崩点石头，烧成石灰卖点钱好养家糊口，被矿警搜出来后当即交给日本鬼子处理，第二天就被鬼子用刀劈死了。在日伪统治时期，究竟有多少矿工无辜含冤死去，没法详细统计数字，但据老矿工们回忆，仅柳江煤矿扔死难工友的乱尸岗就有三处，矿区附近争食惨死者尸体的野狗成群结队。

  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

  在日伪霸占我北部煤矿时期，矿工们一受工资低和随便延长工作时间的剥削，二受物价飞涨之害，三受包工大柜、锅伙七折八扣的各种克扣，工人劳动所得所剩无几。1939年前后，一个工人的一天工资可买回三斤红高粱，后来因物价飞涨，一天的工资只能买一斤红高粱。象这样低的收入，连工人自己都填不饱肚皮, 根本就无法养家糊口。至于工人们的衣着，更是无从谈起，有不少工人整年穿的是补丁罗补丁的“四季服”，有的工人光着身子在井下干活，更有惨者，因没钱购置衣服，只好把水泥纸袋子联起来套在身上遮体。在那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工人根本就不能有病生灾，因为有了病不能上班，连饭都吃不上，就更谈不到买药治病了，因此，许多工人即使是得了病也只好硬挺着上班去。另外在煤矿还雇用了一部分童工，他们的工钱最少，工作时间过长，生 活更苦。退休老工人李文发回忆他当童工时的苦难情景时说：“我14岁就到矿上当了童工，那时一天要干20个钟点的活儿，工资收入无几，没有鞋穿只好光着脚丫下井去，晚上住在工棚里，身上铺的是乱草，有时饿急了就到野地里拣来死猪死狗的烧着吃，长年都没有盖过被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的爷爷、奶奶和妹妹全是饿死的，姐姐卖给了人家。”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苦难记录,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煤矿工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井下如同阎王殿，出煤要拿命来换

  在日伪统治我煤矿时期，各矿井巷道狭窄，低矮，水大流急，生产条件极差。工人下井釆煤要自己带明火油灯，放炮也是明火点燃，既没有顶棚防冒设施，通风设备又十分落后。日寇只知掠取煤炭，根本不管工人死活。因此，井下经常发生透水、瓦斯爆炸、跑车等事故。据不完全统计，长城煤矿自1940至1944年，就发生透水、冒顶、瓦斯爆炸、跑车等重大事故9起，死伤几百名工人。在工人中流传着“长城脚下悲歌多，矿工血泪浸石河，只见煤炭被抢走，谁见矿工几人活”的悲惨歌谣。

  工人釆煤的碟子面多数水深水大，只好光着脚在没膝深的黑水中泡着干活，碟子面的风量很小，热得象入了蒸笼，工人们闷的喘不过气来，每次下井干活，都要先脱掉衣服用来煽风，然后光着膀子干活，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瓦斯薰得人头晕眼花，干得稍慢一点还要挨监工的日本鬼子打骂。一次，柳江矿日本监工的硬逼着工人去十一道巷一个瓦斯浓度很高的碟子面强行釆煤，结果一次死亡八、九名工人。又一次日本监工的逼工人们去一个即将落顶的碟子面釆煤，工人去后顶板很快塌落，当即压住三名工友，碾盘大的石块堵着槽口，工人们忙着抢救工友，日本监工的来了大骂一通，让工人们在石块上打眼放炮，炮声一响，石块碎了，可怜那三名工友也随即被崩成碎块。工友们眼含泪水把碎石和血肉一起装车运走，日本人却幸灾乐祸地说：“中国人很多很多的，死几个没有关系的。”死难者家属闻讯后，含着万分悲恸想要看一眼自己的亲人，他们哪里去看！哪里去找！象这样的惨状何止他们三家，有一次立窑发生透水事故，大部分工人被淹死井下，只有一个工人顺着辘密大绳往上爬，正要爬上井口时，一个日本鬼子上前一斧子就砍断了大绳，这个工人就这样被活活摔死 了。1942年，长城一坑透水，淹死30多名工人，这次遇难的有亲哥俩，哥哥国兴，弟弟国财，水下来时，他们哥俩站在高台子上没被淹着，可是周围都是水，当抽完水发现他俩把棉衣的烂棉花都撕吃了，没淹死倒饿死了。由于井下使用明火，所以瓦斯爆炸事故经常发生，十五道巷南头一次瓦斯爆炸事故就死亡30多名矿工。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之下，工人死亡后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受伤的处境更惨。当时柳江矿只有一所医院，医生都是日本人。医院本应是给工人治病、治伤解痛的地方，这个医院却非如此，实际上是一所害人院。有一名工友在井下被砸断了右臂，进院后，日本医生就把他放在走廊，几天后伤口感染化脓，生了蛆，疼得他乱喊乱叫都没人过问，一个星期就活活疼死在医院里了。1942年长城一号井两名工人被砸成重伤，一个被砸坏脑袋，一个把大腿砸断了，骨头支在外面，矿上不设法救治，使这两名工友惨死在医院之中。柳江矿老工人马成龙在井下干活时砸断了腰椎骨，医院只给一个“特制”的床铺，中间有个洞，床下放个盆供大小便用。由于马成龙下肢瘫痪不能翻身，时间一长便生了褥疮，烂出 大窟窿，伤口越来越恶化，他绝望了，想自杀而死，免得活着受罪。当工友们劝他时，他哭着说；“兄弟我不是想死，是吃人的世道逼得我没有出路啊！”几个月后，马成龙就这样被折磨死了。对因瓦斯爆炸烧伤的工人进医院后，日本医生用剪刀剪开水泡，然后涂些油剂之类的东西，别的什么药都不给就不管了。如此等等，不知有多少工友没死在井下却死在医院之中，不知有多少工友在医院里“治”成残废。

  压迫矿工的管理制度

  旧社会煤矿的各项陈规陋习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日伪统治时期更为残暴。无论是柳江还是长城各矿，工人上下井前都得过三关，即：添油关，工人下井需自带明火油灯，自己想办法添油（有灯无油不准下井），油钱从工资中扣；传票关，工人下井先到牌子房挂牌，劳务系外勤人员拎着棒子在旁边监视着，站不好就打，工号报错了也挨打；搜身关，工人下井在井口要被搜身，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和矿警便衣特务们，对即将下井的工人逐个搜身检查，抓住倒霉的就带到领事馆受审讯，轻则挨打，重则丧命。他们规定釆煤工人要刨6车煤，完不成的就要挨打。有一次，柳江矿老工人谢友顺苦干了一天，差半车没有完成规定的指 标，就被日本监工打得口吐鲜血，第二天上班还得把头天所欠下半车煤补上。在井下干活，有一套不讲理的记工法，事实上是强制性的剥削，工人下井后查工的没看见就不给记工，干了也等于白干。一天，工人杨青春出碟子面解手，恰好查工的来了没看见他，别人证明他去解手了，可怎么说都不行，杨青春就白干了一个班。象这样不明不白地给抹工事件，不知有多少人白干了多少班。还有更可恶的非人道制度，在日寇霸占煤矿之前，资本家还 付给因工死亡的家属50元抚恤金，尽管这点钱只顶半个骡子钱（那时井下死一头骡子矿上赔偿包工大柜100元），毕竟还是给点抚恤。日寇霸占煤矿后，把这一条给去掉了，工人因工死亡分文不给。去掉了抚恤制度，增添的却是污辱中国人的鞠躬制度。矿上规定，工人必须佩戴工牌，见了日本人要鞠躬。谁若违犯了这一条就遭毒打，不知有多少工人受辱，不仅蒙受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有的竟因未戴工牌和未向鬼子鞠躬而丧生。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秦皇岛地区工人的残暴统治

  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当日，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山下哲夫即向开滦矿务总局经理那森爱德发出最后通牒。与此同时，日本军方为了把开滦顺利接收过去，特地给开滦中方经理孙多饪一个通知，说：“共谋日华提携之盟邦”，说这次接收煤矿“乃是国际法之一种作战行动”，“希望中国诸君协助日本军俾须接收”。开滦英方总经理那森爱德在大势所趋下，只好接受日军接管开滦的全部条件。

随着开滦各矿被日军武装占领，驻秦皇岛的日军当日就武装占领了秦皇岛港各个要害部位，控制了所有在港船只。日本驻秦宪兵队长当即召见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经理，宣布日本与美、英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日军决定接管秦皇岛港口，并命令经理向经理处全体人员传达日军的决定。至此，秦皇岛港一切权益由英人手中易于日本人之手，一瞬之间，码头工人由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转为日本鬼子的任意宰割，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镇压，在冀东搞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 “扫荡”。在城镇，利用工厂企业中的反动监工、封建把头和地痞流氓，对工人和城镇居民严加控制，山海关“国境线”和火车站及秦皇岛的海港码头，增派了大批日伪军，增设了岗哨、关卡，指使汉奸、走狗对出入“国境”的人民群众严加盘查，其势凶凶，杀气腾腾，空气十分紧张。

日寇对中国工人的欺侮迫害

日军接管了秦皇岛港口之后，对我装卸工人沿用了英人管理时期的大头子包工制，他们以中国人治中国人的卑劣手段，网罗了大批汉奸走狗，对工人进行迫害，使数千名码头工人陷于日寇的鞭笞、怒役之下，从事非人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把头王锡须、李嘉宁，勾结日本特务在煤场八十号私设公堂，对工人滥行吊打，许多把头、监工对待工人都是举手就打，张口即骂，动辄罚工、停牌。有的工人受了打骂尚不知道为何原故，有的特务看到哪个工人不顺眼，就诬其为“八路军探子”给抓起来或关起来。更有甚者，有的工人不知不觉地被日本宪兵或日伪特务给扣上政治、经济犯的帽子给抓起来审讯，然后送塘沽集中营再转运 到日本国或被其统治的朝鲜充当劳工。几年内，开滦秦皇岛港先后就有172名工人被送往朝鲜釜山或日本国内当了劳工。在日本宪兵、特务、朝鲜监工以及中国封建把头的摧残下，有数十人死在国外。惨死在杀人不见血的屠刀下的中国工人，家属连一把骨灰也见不到，侥幸回来的人亦都被折磨得面黄肌瘦。1942年2月，日本特务抓走开滦秦皇岛港车务处工人李永及李海春父子二人， 严刑拷问，逼问我地下党工作人员活动情况，年仅20岁的李海春被特务们打得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富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竟用铅笔刀剖腹自杀身死，以表抗议。司炉工刘永俊在同年5月下旬的一天，中班回家行在途中，突然被几十名武装特务抓到一四八二部队（日本特务机关），以偷东西、没有“良民证”（实际有）、私通八路军莫须有的罪名，用皮鞭抽、杠子压、灌凉水等刑罚，打得刘永俊皮开肉绽，半个月后被秘密押上棚车送到一八四〇部队（日特机关），6月份又送到塘沽集中营囚禁。在集中营里，日寇经常枪杀或驱赶狼狗咬死中国人，一批侥幸没死的无辜群众，8月份都被送到日本北海道函馆市修码头。日寇把被抓去的人称之为“战俘”。由于生活条件极差，传染病流行，常见日寇把中国劳工成群活埋或扔到海里去，刘永俊所在的大队去时是323 人，一年后日寇投降回国时只剩下200多人了，而且都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多病，勉强挣扎着回到了祖国。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秦皇岛港，当时就象一座大监狱，日寇对中国工人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一次，电工董殿起给关押工人的屋里修电灯,眼见一名被关的工人拣了一个烟头吸，就被日本宪兵打了一顿，晚上又拉去河东给活埋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月19日由日本人杉森政次郎、平岗泰太郎为临时代办接管了耀华玻璃厂（以前为开滦矿务局代管并由英人管理），年底盈利分红1439135. 45元，尽为股东、职员所得，所有工人分文不给。劳务处主任张聚鑫在厂内是一条“恶棍”，他设有“审讯室”，经常站在工厂门口，看着出入工厂的工人哪个不顺他意就打几棍子，遭他毒打的工人的血都溅到墙上。张聚鑫随意给工人加上个帽子就进行“审讯”，先后勾结特务将许多工人送到日本当劳工。1944年旧历腊月初八、 初十两天，就以“私通八路”、“盗窃物资”的罪名报给日本宪兵队，抓捕工人戴文玉、刘际春、武勇、许普等8人送日本国当劳工。其中戴文玉、刘际春含恨死于日本，戴文玉的子女因冻饿成疾而死，其妻被生活所迫改嫁他人，被害得家破人亡。至于幸存回国的那几名工人，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积劳成疾。日本人管理工厂根本不管工人的安全，拿中国工人不当人看。1942年的一天，耀华玻璃厂工人张德印被派在洗涤池边捞臭油，因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张德印脚一滑就掉进臭油池子里，日本监工看着被臭油粘住的张德印，不但不想办法搭救，反而拿起一根蒸汽管子，开大了气门向张德印身旁猛喷，臭油遇热熔化后沸腾起来，张德印被活活烫死在臭油池中。

  封建把头、包工头仰仗日寇残害工人

  在日伪统治时期，工人们除了受日本鬼子、汉奸走狗的欺压之外，还要受封建把头、包工头的敲诈勒索和剥削残害。这些害人虫仰仗日本鬼子的势力迫害自己的同胞，他们为了向鬼子献媚，对工人进行工资剥削，动辄勾工、罚工、延长工时、加重劳动量，同时还放高利贷，以搞金钱兑换、婚丧要礼、开烟馆、设赌局、开商店高价卖次货等手段来欺压、克扣群众，甚至有的还惨无人道地抽工人血。1939年1月16 日,秦皇岛港码头封建把头张四锅伙的工人王起和他儿子开了年终花红，父子二人准备次日回山东老家，探望分别十多年的亲人。把头张四硬逼着已经干了十二小时正班的王起父子等人，再干偏班六小时，声言如果不干偏班，就连正班的工资也不给了。工人们被逼无奈，只好到数丈高的冻煤垛下掏煤。因煤垛被掏空，工人们一再向把头提出若再掏下去就得塌垛，资本家、把头们也明知继续掏煤有塌垛的危险，其他锅伙的工人们有的停工不干了，而张四却硬逼着工人往里边掏，突然一声巨响，冻煤垛塌了下来，压住了一部分工人。把头张四一看不能干活了，竟不顾压住的工人们，让其他人们回去吃饭。工人们为抢救被压住的工友弟兄们，经过三个小时的拼搏，才从煤堆里扒出伙伴们的尸体，可怜王起父子俩和其他三名工友就这样惨死于封建把头逼迫之下。事件发生之后，把头张四偷偷地从社会上找人用破席头卷起死难工友的尸体掩埋了。更为阴损的是张四还乘人不备搜了死者的腰包，王起父子开的花红钱全被他拿去了，可见这些吃人的豺狼是多么凶狠残暴。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们害怕由此引起群众反抗，极力封锁了这次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那人吃人的年月里，工人们年老、体弱不能胜任重体力活 儿的，就被把头们赶出锅伙，这是那一时代劳苦工人的普遍结局。开滦秦皇岛港筛煤老工人吴砚俊从事筛煤几十年，当他年岁大了，包工头看没有油水可榨了，就将他赶出了锅伙。其子吴秋立加倍用力干活，自己省吃俭用，尽力扶养年迈的老父。但是，在那时一个人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哪里能顾得过来呢。吴砚俊饥饿难挨，有时只得外出沿街乞讨度日，时间不久就因病饿交加死于街头。吴 秋立对父亲惨死心如刀绞，万分悲恸，气累成疾，包工头不但不给饭吃，反而毒打一顿后赶出锅伙，没过多久，也惨死于荒野。封建把头们什么缺德事都办得出来。1943年，包工头王怀仁的儿子得了伤寒病需要补血，王怀仁就强迫工人张印为他的儿子输了血，张印的体质本来就不好，被抽血后体质更弱了，把头王怀仁不给一点营养物品，不久张印就得了病，王怀仁却把他撵出了锅伙。封建把头、包工头剥削压迫工人各有各的招数，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狠。包工头高贵士给抬煤工人发工资按筐计算，他与资本家结账则是以吨计价，所以他就把筐多编上几根条子，比普通筐高出半尺，每筐就能多装五、六十斤煤。这样一来，工人多付出劳动量，包工头坐享收入，苦了工人，肥了把头。

  在日伪统治下，生活必须品年年、月月、日日涨价，把头们和一些私人商店勾结一起，每逢开支时就哄抬物价，工人生活实难维持。1944年6月24日，某官员“视察”耀华玻璃厂的报告中记载：“假如工人仅夫妻二人，每月所得之工资及苞米粉尚可供温饱，若有双亲及子女，人口众多，食粮不足，生活实无办法。”许多工人每月收入只能维持十天半月，有的工人入不敷出，只好让孩子老婆沿街乞讨谋生。耀华玻璃厂工人张怀玉因为生活困难，把妻儿老小送上火车去亲友家度难，由于心事重重，回厂上班时一脚踩空，被机器轮子绞住当即身亡。彼时彼刻，他的妻儿老小正在途中，怎知刹那间就家破人亡了。当时工人们流传着一首悲惨歌谣：“来到秦皇岛，好比入监牢，累得受不了，穷得跑不了，不能干活被撵出，死后把狗来喂饱。”

  封建把头们更为残忍的是对那些十几岁的童工们进行无情地剥削压榨，这些孩子们因生活逼迫当了童工，他们干着大人们的活，却拿不到几个钱，整天流血流汗，把头们则从他们身上吸吮油水。在柳江煤矿，开滦码头都常年雇佣着大批童工。据统计，开滦码头从1908年到1944年，先后就有五千多名童工被雇，这些孩子们被压迫，被剥削，死的、伤的、致残的难以计数，把头们从他们身上捞去多少钱也无法计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