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工人运动史——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工人运动（二）

  广大工人群众反虐待、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一、五百名港口童工反打骂的罢工斗争

  开滦秦皇岛港英人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捞取利润，成立筛煤处筛选出优质煤高价出售，于1928年春招收了一大批10岁左右的儿童，从事拣煤石的工作。有一名当时年仅8岁的王栓，由于家庭贫穷被迫受雇，成为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对象。他每天起早贪晚挑拣煤石，挣几个铜板帮助母亲维持贫苦生活。一天，他往煤石里藏了几块煤，准备带回家烧用，不料被资本家的走狗发现，立即把他送到工务处处理。其他童工们知道王栓到了工务处必定挨打受骂，五百多名童工齐集工务处办公楼，呼喊着“把王栓放出来”，许多筛煤工人和装卸工人，为了支持孩子的行动，跟随到工务处，当童工们听到楼内传出王栓被打的哭叫声，激起童工和工人的愤怒，齐声呐喊“快把王栓放出来！不放人就砸楼了……”楼 内打骂王栓的工头、监工对童工们的要求置之不理，童工和工人们气红了眼，纷纷往楼上乱投石块，把工头、监工们吓得东藏西躲，楼上出现了一片混乱，王栓趁乱逃出了办公楼，童工们见救人的目的已达到，就离开办公楼。突然童工中有个孩子大喊：“我们明天不上工了，啥时候答应今后不打骂我们，我们就啥时候再上工。”从第二天起,这五百多名童工全体罢工了，筛煤厂陷于瘫痪状态。英人经理为了笼住童工们为他赚钱，亲自出面把工头、监工们斥责一番，应许今后不许再打骂童工，并增加了一点工钱，全体童工才开始复工。

  二、耀华工人联名上书，要求撤掉斯格尔的职务

  斯格尔，比利时人，耀华玻璃厂聘其为割玻璃部玻璃司（总管）。自他任职以来，视中国工人如奴隶，该他管的事，他强工人之所难，不是他所管辖范围的事，他也横加干预，工人受其虐待、污辱、苛扣者不计其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群起反对。工人们称其为“工人之贼，工厂之蠹。”

  1930年1月，斯格尔回本国休假。耀华玻璃厂机器部、沙子房、玻璃机器、割玻璃等13个部门的419名工人，联名（盖章、 签字或按手印）上书，致耀华玻璃厂总工程师、天津开滦总局董事部、开滦矿务局督办和唐山总矿司，呈告玻璃司斯格尔“豺狼成性，蜂蛋为怀，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对工厂的规章制度，不但不执行，反而多方破坏，处处违背。对督办及总工程司的旨意亦有阳奉阴违。例如：（一）工厂规定工人因工受伤经医生发给证单，工人可回家静养，厂方发给工资，乃斯格尔竟不遵照规章，迫令工人工作，倘不上班即以脱班论，且将医生之证单撕废；（二）工人加班工作一点钟工厂即给以一点半之工资，割玻璃部工人于八月十六日加班工作两点钟，理应给三点钟之工资，乃斯格尔竟删去一点钟，强给二点钟工钱，以致开支时割玻璃部工人全体停 工；（三）修炉期间，工厂规定割玻璃部工人拨归杂工部做杂活，三月二十四日修理小窑洞，斯格尔强迫割玻璃部工人停班，以致引起工人立即罢工”，为此，“全厂职工认为斯格尔的所做所为与玻璃司之职相差悬殊，为了工厂的兴旺发达，劳资两利，全厂职工不承认此等的玻璃司，所以全厂职工公众集会，全体具名，恳请将斯格尔撤职，以慰众望。”

  在全厂工人的强烈要求下，天津开滦矿务总局（当时代管耀华玻璃厂）给比利时董事（耀华玻璃公司比利时首都董事）打电报：“请通知斯格尔，他的雇用合同到四月三十日期满，然后他的职务就不继续需要了。”耀华玻璃公司比利时董事立即给天津开滦矿务总局回电报，请求改变对斯格尔的处理，说斯格尔“他已买好船票及领取了回秦皇岛的费用，如果开除他，会使他遭受很大的损失。你的决定是否可以改变？”天津开滦总经理见到电报后又给比利时董事回电，说明开除斯格尔的决定不变。以后斯格尔没有来秦皇岛，工人的斗争取得胜利。

  三、海员反剥削、反虐待的斗争

  1930年，正处在世界经济危机与国内军阀混战时期，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当时开滦矿务局共有18艘运煤船只，一般船员的工资大多数比局外船员少开三至五成，还不断裁减人员，人少了活计并未减少，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硬让工人烧次质煤，使船上的烧火工人多付出许多劳动量，基本上没有喘息时间。船主、高级船员对待船员就象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随意打骂。海员工人们不甘忍受资本家的苛刻剥削和虐待，他们也深知只有自己起来斗争，才有一线出路。因此，由12条船的船员酝酿发起一场大的斗争，有三分之二的船员表示齐心干，他们的口号是：每人每月增加工资10元，烧好煤，每班增加2名工人，安置失业工友的工作，反对打骂虐待。为了壮大斗争力量，他们 联络了失业工友、开滦各矿工友、秦皇岛码头工友一道干。开滦轮船公司听到船员的反抗消息之后十分恐慌。

  6月8日，中共负责海员工运的程之光受党的委派，由上海来秦皇岛组织领导即将爆发的同乐海员同盟罢工。程之光来秦皇岛后，寄居在老包工所（海员工友常来常往的地方），把由沪带来的反帝反封传单散发给海员工友们看，很受广大海员工友们的欢迎，对斗争方面的纲领表示赞同。他一面散发传单启发教育海员工友，一面与工友们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使海员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斗争情绪激昂，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间不久，程之光已成了海员工友们的知心朋友。几天以后，有一船发生了丢失邮件事件，地方警察到老包工所搜查，捕去工友20余人，次日虽然大部分工友获得释放，但还扣留了其中3名工友，老包工所主任也在内。警察从捕去工友的身上搜出了共产党的传单，警察局立即封闭了老包工所，并在其周围严密监视起来，空气很紧张。由于捜查出共 产党的传单，警察局给船主打电话，说该船有3名共产党分子嫌疑犯，要求船到上海时报告海关扣留。船员们得此情况后，有1名工友害怕受牵连造成精神失常，跳海自杀了，另有两名工友在船开行时曾投海图逃（未遂）。此后，秦皇岛警察局很注意海员工友们的活动，程之光的工作也遇到很大瓯力，只能秘密在工友中搞些串联，活动被迫更加隐蔽。

  在程之光同志的秘密工作下，不久，就有两条船发生了工人反对船主减工资的斗争。一是“真盛丸”，公司要将每个工人的工资10元中减去2元。程之光便和工友们一起，帮助组织船员代表开会，会议决定全体船员向公司交涉，但因缺乏经验，斗争力不强，谈判结果还是被减少工资1元，船员代表会也就此结束了。另有一条船是“三阳丸”，该船主要减少每个工友两元工资。此船工友中有共产党的关系人，召集了工友座谈会，工友们一致认为开滦公司资本家是向工人进攻，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斗争才有出路，并以“真盛丸”工友们的斗争实例教育工人加强组织工作。当时船底等部位的工人都很积极亦很勇敢。船主贿买警察局，工人与警察直接发生了冲突，而且甚为激烈，捕去四名工友，有一些船员被逐出船，不准复工。船员们迅即成立了 “营救被捕工人代表 会”，在业、失业工友都参加，约有40人。程之光同志参加了代 表会议并做了一番有理有据的讲话，鼓舞了工友们的斗争勇气。于是，全体工友闯进警察局当面辩理，要求放人。经过激烈斗争，警察局自知理亏，才不得不把人放出来了。被捕工友虽然营救出来。但此时船已开航离港，造成了部分工友失业。

  自从程之光来秦皇岛以后，经过组织海员工友与船主、包工头、警察的斗争，虽未完全获胜，但海员工友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能力均有很大提高，对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轮船公司方面十分恐惧发生工潮，有些船主主动给海员增加工资，给意大利水手、烧火工每人每月增加1元5角，木匠增加5元，舵工增加2元，最多的增加6元。轮船公司和船主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包工头对工人的态度也有很大改变。

7月12 日,开滦公司的混合船在山东海角被日轮撞沉，工人的行李物品尽行损失。程之光同志立即召集受灾工友开会，成立“被难委员会”，要求公司赔偿损失三十元金标（折合大洋六十元）。这个事件本来是个宣传、组织船工起来斗争的好机会，想继续搞些活动，但工人们领到赔偿费后便各自散去了，由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程之光同志仅在秦皇岛活动了几个月，没有实现预想的目的，后因接受新的任务离开秦皇岛去了大连港。

  四、港口工人罢工要求开除英人克瑞的斗争

  英籍职员克瑞，是经英国领事馆派来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的，任工务处处长职务。该人对中国工人统治手段阴险毒辣，说话、办事 蛮不讲理，“谑浪笑骂，一意孤行，无所不用其极。”工人对其无不恨之入骨，纷纷向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写信告发或派人前往交涉，以至罢工，坚决要求开除工务处长克瑞，另易他人。报界亦刊登秦皇岛工潮“秦皇岛开滦抬煤工人六千之众一致反对洋员”。

  克瑞到任不久，即命鲍玉暄（一般职员）为其买鸟。由于秦皇岛没有鸟市，鲍求朋友卖给一只鸟，本来此鸟价值9元，其朋友只收了6元。而克瑞则以为鲍玉暄从中赚了钱，对其表现不满。鲍玉暄让克瑞退还给卖主，克瑞却坚决要买，从此对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又命飽为其买鸟笼，因为没有卖鸟笼的，鲍玉暄如实向克瑞说明情况，克瑞则以为鲍不服从其命令。从此以后就经常虐待漫骂，鲍玉暄只好忍辱服务。克瑞为泄私怨，竟于1929年 5月31日无故将在港服务多年的老职员鲍玉暄革除。象类似的情况，克瑞先后革除员工多人。克瑞的行为激起了广大员工的公愤, 决心将其驱除以求安宁。在一份员工给开滦经理控告克瑞的信中记载：“克瑞对广大工人群众一贯吹毛求疵，无事生非，稍不如意， 立即申斥。他不会做事，夜郎自大，往往张冠李戴，颠倒错置，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对我华工视牛马之不如，任意凌辱，而且利欲熏心，排除异己，况且日趋严重，意将原有职工不问其工作成绩如何，工作需要与否，全部革除，而易其所谓好使唤之人，而犹美其名曰裁员减薪，节省经费。既是节省经费，就应不再添人，实系一面裁人，一面添人，只要是他喜欢的人，不分工作需要与否，不分工种类别，均可上班做工，而且多给工资，如招一看守 门岗之人，其工资竟为二十元之巨。克瑞之言行，使全体工人无不惴惴自危。还有最不得人心之事，如有工人死亡领取棺具时，克瑞任意拖延，不予签字，任其尸体腐烂，白骨暴露，死者何辜，亦遭其荼毒迫害。如此种种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全体工人被迫于 6月1日上午10时实行罢工，坚决要求经理处革除克瑞，另易他人。开滦秦皇岛港工会和把头们亦给经理处写信，请求革除克瑞， 说明克瑞之不得人心。国民党某报纸也及时刊登消息：“秦皇岛开滦抬煤工人约六千之众，现因反对某洋员无故裁汰工人，致惹群情激愤，于6月1日上午10时起全体罢工，俟经地方公安局及本 矿要人出为调解。”英国资本家迫于全体职工罢工的压力，经理齐尔顿答复职工要求，宣布开除工务处处长克瑞，令其离职回国。全体职工始复工，罢工斗争获得胜利。

  五、港口工人的“驱朱”斗争

  “驱朱”斗争，是1931年初开滦秦皇岛经理处全体工人驱除朱捷三的斗争。朱捷三，外号朱瞎子，当时任开滦秦皇岛经理处华人副经理、总监工。1931年2月初，由于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窘迫，港口全体工人签名，向开滦工会呈报增加工资的请愿书，并提出限于2月7日下午5时前给予答复。工会于2月6日将工人的请愿书递交给经理处，代理经理诺斯立即给天津开滦总局总经理杨嘉立密电报告。下午7时左右，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经理寇伯理向朱捷三传达了杨嘉立的电示，同时与朱合谋策划，由朱捷三去山海关会晤国民党驻军长官何将军及临榆县县长、公安局局长等，报告码头工人的斗争动态，请兵镇压。朱捷三于6日晚11时离开秦皇岛，12时会晤何将军（国民党旅长何柱国），何听了朱捷三的陈述很激动，他当即告诉朱捷三，上级已电告2月7日要小心防范。何与朱谈话毕，即将书面训令（镇压工人的命令）交给朱捷三，让其带给秦皇岛何的属下部队。随后朱捷三又分别会晤了临榆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公安局长表示“清晨去见何将军讨论你们的事情。”次日凌晨4点，朱捷三返回秦皇岛，9时在办公室 向其主子寇伯理作山海关一行的口头报告，并派人将何柱国给其属下部队的书面训令送去。何柱国的训令中明确告诉驻秦皇岛的李献忠连长和李锦才稽查：“二月七日是个不宁静的日子，秦皇岛港全体工人却在此刻要求增薪，而且限下午五时前必须给予圆满答复，这个迹象很可能招致不可想象的后果，恐怕背后或有共产党员，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增资要求，应加强防范工作”，并指示李 锦才稽査“应与朱先生保持联系”。驻秦国民党军队按照何的指令，于7日起在秦皇岛港区实行军事戒严，到处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在港区内活动，严密监视着工人们的行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刹那间，秦皇岛上空如乌云笼罩，形势异常紧张起来，一些商号店铺白天闭门停业，市民百姓闭门不出。

  朱捷三一贯欺压工人，在历次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中，他都充当镇压工人运动的刽子手，颇得英人资本家的赏识，先提拔他为工程师、总监工、副经理。这次工人请愿增加工资，原定2月7日举行劳资会谈，朱捷三则又事先秘密与资本家策划、献计勾结军警机关镇压工人，并亲自出马到山海关诬告工人中有共产党活动，为达到镇慑工人运动之目的，在谈判地点周围布设军警，还以极卑鄙的手段在会议桌上摆放银元，等工人代表来到时便将银元撒在地上，妄图以工人代表抢银元等莫须有罪名逮铺工人代表。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在他们计议时被公事房的工人老田听到，老田立即告诉给工人代表徐志恒等人。工人代表们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当劳资双方代表进入会场时，果真见到会议桌上罢着许多白花花的银元。工人代表当即质问朱捷三这是为什么？会场周围布置那么多军警又是为什么？当众揭穿了朱捷三和英人资本家妄图陷害工人的罪恶阴谋。集结在会场周围的工人群众闻讯后，顿时挥舞起锹镐和拳头，连呼“打倒朱捷三”、“打倒资本家走狗朱捷三！”的口号。军警们见此情景，自动离开会场。

  当工人们了解到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在港区进行戒严和示威游行，系朱捷三去山海关诬告工人勾结共产分子闹暴动，请兵镇压的真实情况之后，齐集到工会请愿，敦促工会主席薛永昶去山海关向何将军报告情况,说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是因物价飞涨，工人生活困窘，并无他畫，朱捷三是以谎言欺骗了将军。

工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决心驱逐资本家的忠实走狗朱捷三，于2月10日下午7时，全体工友再到工会请愿，指控朱捷三“居心险恶，蒙蔽军政警长官，诬告工会职员和工友勾结共党希图暴动，请派军警来岛戒严，意在使工会职员与工友陷入法网，献媚矿方，巩固个人地位。”请求工会“严厉交涉，非打倒朱捷三，倒朱工作决不止息。”从此以增资为内容的经济斗争迅即转为以驱逐朱捷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斗争。

  “驱朱斗争开展起来之后，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的头目们慌了手脚，许多函电飞向开滦矿务总局和国民党政府机关，通报事态发展情况。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时在报纸上登有消息说：“秦皇岛大街小巷、各大建筑物上贴遍标语，揭露朱捷三的各种罪行，‘驱朱’斗争浪潮震动了秦皇岛各界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开滦工友誓死打倒朱捷三，决不与朱捷三并存，他们要看到朱捷三被驱走，否则，即使判定他们死，‘驱朱'运动也不会停止。”国民党临榆县公安局函告矿务总局“秦皇岛港工友‘倒朱'运动情绪极度高涨，不能制止，按现实的情况，朱先生不离去，‘驱朱'运动不会停止。”国民党陆海军副司令及河北省主席对现在的工人纠纷也十分关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给开滦矿务总 局的公函指责“朱捷三别有用心，秦皇岛港工人生活困难，向开滦当局要求增加工资之事，本来诺斯代经理已允准向总局请求给工人普遍增资10%,而朱捷三乘机陷害工人，向驻军诬告工人勾绪共产党企图暴动，险些酿成大祸，现在事实真象已经大明，不能眼看着工潮扩大。”要求开滦矿务总局立即斥革惩处朱捷三，“以止工潮”，并且还要矿务局给予答复。国民党为了防止发生工潮，派唐山工厂监察员郭绍裔亲自到秦皇岛调查此事。唐山公安局长访问开滦唐山总矿师柏兰亭时，也指责朱捷三，他说：“这样 （指朱捷三诬告工人一事）是很不必要的，并可招致更多的害处。”

  港口工人坚决要驱逐朱捷三，而开滦秦皇岛经理处英人经理对朱捷三则持挽回局面和保护的态度，为保住这一忠实走狗，开滦内部往来函件频繁，甚至一天数件，都是讨论如何处置这一事件的。2月24日诺斯致总经理的信中说：“从工厂监察员郭先生的调查了解到，朱先生访问何将军时超越了他的指示（指诺斯）…… 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尽力支持朱先生，而唯一的办法，似乎是说服郭先生，说明朱先生与何将军有误会。”企图将事实说成是个 “误会”来解脱朱捷三。另外，“驱朱”运动开始不久，开滦秦皇岛经理处就让朱捷三去唐山矿躲起来，2月26日，又让他去天津总局躲避。

  港口工人的“驱朱”斗争，得到了开滦各矿工人的大力声援和支持，林西矿、赵各庄矿、唐家庄矿的广大矿工和工会分别致函开滦秦皇岛港工会和天津开滦矿务总局，认为“驱朱”非常必要，全力支持港口工人的斗争。同时一致要求矿务总局不能因为朱捷三一人而影响大局，应立即训示开滦秦皇岛经理处将朱捷三“斥革惩处，以平民愤。若不将朱驱走，则各矿工潮将被促起而难于约束。”各矿工人的支持，更加鼓舞了秦皇岛港口工人的斗志，为了夺取“驱朱”斗争的彻底胜利，于3月15日成立了“开滦工人驱朱怠工委员会”，并发出通报，严正声明“倘局方在十六日八点半以前无圆满答复，决心开始怠工。”由于英人百般袒护朱捷三，说什么“如若因一误会将服务矿务局近三十年的职员即予以解雇，那一定是矿务局不遵守爱戴工人的办法”，对“驱朱”毫无诚意。在此情况下，港口工人按时宣布了怠工，开始每日怠工两小时，后来发展到连续罢工28小时。由于广大工人们的“驱朱”决心十分坚定，迫使矿务局不得不在3月23日宣布“朱捷三不再回秦皇岛”，“驱朱”斗争获得全胜。以后英人资本家曾两次企图让朱捷三回秦皇岛港，都因工人的坚决反对而未实现。

  六、港口工人反工头贾福泉的斗争

  开滦秦皇岛港电灯房、锅炉房的工人，向来都是由矿务局（指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直接雇用，按月发给工资，相安无事。1931年初，工头贾福泉勾结其至亲王松年伪造人名高双义包出锅炉房的活儿，意在假公济私，将原有工人撤换成为他们的亲朋好友，当即受到工人们的反抗，被迫取消。又于5月20日上午6时突然自带外雇工人，强迫原有工人即行交待工作。原有工人们以生计攸关，群起反抗，誓死坚守岗位，不将工作交出，粉碎了贾福泉的阴谋诡计。开滦秦皇岛港工会在工人的强烈要求下多次向经理处交涉，提出将压迫工人、制造纠纷、伪造姓名搞假包工的工头贾福泉严加惩处，同时致函特种公安局、国民党河北省整理委员会和唐山工厂监察员。

  5月22日，开滦秦皇岛经理处不但未解决贾福泉的问题，反而又将电灯房的活儿擅自外包，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工会在工人的强烈要求下发出《告全体工友书》，指岀“矿务局不顾工友的利益，遽然间把电灯房的工作擅自包出，揆其用意，是破坏工友的生活，使一部分工友渐渐失业。电灯房六十五名工友群起反对，要求党政当局用严厉的手段予以惩处。工头贾福泉及田瑞，深知对包办锅炉房工作是错误的，害怕受到严厉惩处，就把锅炉房的包工合同撤销了，但他们的贼心不死，最近又煽惑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经理齐尔顿，趁秦皇岛港和唐山矿区工友要求增资正在调解期间，路矿纠纷尚未解决之际，希望工人发生纷扰,以藉口要挟一切。工会为了维护工友的生活，号召工友们注意矿方与工头的行 动，如再发生包办锅炉房的工作，便是工友的敌人。只有团结起来，集中力量，以对朱（朱捷三）的手段和他们相周旋、相斗争。”国民党河北省整理委员会和河北省实业厅惧于工潮的压力，分别致函天津开滦矿务局：“对秦皇岛港电灯房、锅炉房工头贾福泉再次对外（港外之人）包工之事，迅速取消，并严予惩处，以维护 工人生活和社会安定。”要求开滦矿务总局“训斥秦皇岛经理处，严肃考虑劳资合作之精神，决不允许贾福泉等人制造纠纷，促起工潮。”令临榆县公安局长予以调查，并就地处理和转致工会查照。由于工人们的坚决反对，促工会向当局多次呈告，在强大压力下，开滦秦皇岛经理处被迫停止了电灯房和锅炉房的对外包工，对贾福泉等人进行了处理。至此，工头勾结资本家对工人所施的各种诡计全被戳穿，工人们的工作、生活得到了维护和保障，反贾福泉的斗争获得胜利。

  七、港口工人清算装卸费的斗争

  1929年，开滦秦皇岛经理处成立了工务处，名义上是取消装卸车船的把头包工制，将约有四千多名装卸工人的队伍分成十至二十人一组，每组由小工头管理，由工务处监督管理，实际上是工务处直接管理，由工务处代替了封建把头来剥削工人。

  1932年10月给“柏兰得”号轮船装柳江煤矿的老碎（即无烟煤）时，发现工务处少记一千多吨的账（实装5700吨，记账4653 吨），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慨，同时对工务处历来的账目产生了极大的怀疑，通过工会强烈要求资方进行解决。开滦秦皇岛经理处齐尔顿在事实面前同意了纠正错记账目和补偿损失，但对未来的保障和统计过去工人的损失未作答复。他们还利用《庸报》片面发表“工潮”文章，避开工务处少记千吨工作量的剥削行为只字不 提，反而胡说什么“此次工潮本极细微，在秦皇岛当地即可了结。”工人要求经理处清算账目本为正常之事，却说“工人多半鲁籍，性情直朴，不愿多事，并不知工会组织的力量和作用，工会欲利用这个时机来眩耀其能力，所以不惜一切进行诱惑，遂使此问题迁延不决。”从此，劳资斗争不断紧张起来。资方强调“秦皇岛工人装卸煤斤，自码头开办以来，向以车皮吨数为标准。”其实资本家 为了多捞利润，大部分车皮装煤都超过车皮吨数，对于多装多卸之数，资本家说成是“贴补工人所用绳、筐、扁担等用具及稽查之费用。”工人们对此不合理的剥削行为，多年来想要解决而没有得到解决，取消包工制后这一做法仍然沿用下来。经过劳资双方初步谈判，发生僵持。为了坚持斗争，由工人、工会和小工头代表组成“秦皇岛开滦矿务局工人协商清算装卸账目代表团”（以下简称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组成后，即向资方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要求办理核对秦皇岛码头过去装卸超过的吨数；第二，要求必须以磅房所记录的确实数据做为完成工作量的对证；第三，要求在磋商这个问题的期间，开滦矿务局不得提出任何其他与此无关的问题。

代表团一行五人，于11月初先到北京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请求解决工人装卸煤斤逾量问题，随后又到天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实业厅请求协助。11月5日，代表团在开滦矿务总局的董事室与主事人裴利耶、王鹏云谈判。工人代表们首先提出：一、按吨数付款；二、过去工人所受的损失必须统计之；三、多装标准系矿方片面规定，绝不承认；四、毕传朱代表局方的惠工声明再请局方注意；五、在未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双方不得提出其它问题。并逐条做了解释。代表们还提出在天津决定原则，在秦皇岛办理细则。开滦矿务总局代表当即向工人代表团解释说：“开滦矿务总局必须等候总经理和秦皇岛经理讨论此事。”工人代表们要求秦皇岛经理速来天津解决问题。这次会谈没有什么结果，资方实际上是在向工人摸底。

11月9日上午10时，工人代表团又与开滦矿务总局的裴利耶、王鹏云和秦皇岛经理处经理齐尔顿会谈。开滦矿务总局仍然强调有装卸车以来多装的制度已经存在多年了，工务处成立以后又延续下来，矿务局要担负绳、筐、扁担等设备和监工、记录员的工资等费用。矿务局愿意改变按车辆实载量计算，但是得有条件，即“工头必须供给设备”。工人代表坚持按照确实装卸吨数计算工资而不应要求工头供给设备，虽经据理力争，谈判未达成协议。

齐尔顿回秦皇岛以后，趁工人代表团尚在天津之际，编造谎言，向在秦皇岛的杨茂东等代表们说：“天津本月十日会议决议，将来账目在原则上当按吨数标准作业，但工务处职工工资和用于设备的其他一切费用，将来应由工人负担，由西矿用原车装运来的煤斤的账（支付的工资）当减去百分之一。此事已经由本月一日起实施，其余的五条尚未达成协议。在天津的代表已经承认以上的条件，因此特别向你们大家解释，希望你们不作任何争论。”代表们听后认为此事有诈，当即严词拒绝。接到天津代表团的来信后，果然与齐尔顿所言完全不同，杨茂东等人恍然大悟，才知是齐尔顿这只老狐狸梦想以欺骗手段逼工人签订条款。随即决定除非开滦矿务总局办事处的具体答复，不和齐尔顿做任何洽商。

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使事态久久僵持不下。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经理终日惶惶不安，频繁向临榆县特种公安局、临榆县政府以及驻山海关的国民党军队长官呈报公函，或派人禀报工潮情况。天津开滦矿务总局也经常向国民党河北省实业厅通报信息。社会各界对秦皇岛开滦工潮都很关注，报界屡有报道和评论。临榆县公安局于11月12日训令第三公安分局局长“对秦皇岛港工潮 进行查明，相机处理，毋任滋事。”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实业厅于16 日和19日连续致函开滦矿务总局，要求总局本着“劳资合作”的目的，再行召集代表们开会，具体讨论解决办法，“以免此案久悬而发生其他复杂的事故。”对齐尔顿欺骗代表之事也表示不满。由于各种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对开滦矿务总局增加了压力，使资本家们也意识到不能再推拖搪塞，表示愿意早日达成协议，以防止 工潮扩大，被迫继续召开了劳资洽谈会议，于12月14日正式达成协议，并具实行文。

这次港口工人清算装卸费的斗争，虽然未能追回多年来被资本家以少付报酬手段克扣去的血汗钱，但是，对以后的装卸计量方法得到正确解决，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也算是码头工人们通过与资本家较量取得的一个不小的胜利。

八、港口工人罢工反英籍工程师寇伯理

开滦秦皇岛经理处英籍工程师寇伯理，平素对待华人工友非常苛刻，一贯用高压手段对付工人。1933年底，他强要全体工人照相，以对工人进行严密监视。这一恶毒诡计刚一提出，就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想以此束缚工人的阴谋未能得逞。1934年1 月26日，开滦东四矿同盟罢工的消息传来秦皇岛港，这个诡计多端的洋鬼子生怕引发工潮，采取了工人上工挂牌的办法。当天下午，又强令码头工人到工务处楼下照相，并无故打骂工人，激起工人们的新仇旧恨，个个掀锹举杠，高喊“打倒寇伯理！”洋鬼子寇伯理见势不好，就溜之大吉了。工人们围住工务处，找外国经理要求开除寇伯理和恢复失业工人的工作。外国经理本想向工人们假惺惺表白一番，让工人们回岗位照常作业，然后慢慢谈问题, 可是，工人们早就看透了外国人想包庇寇伯理的阴谋，异口同声地说：“不答复条件决不开工作业。”于是，码头工人正式宣布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

工人罢工以后，码头上停有多艘船只，重船没人卸，空船没人装，造成港口运输瘫痪。资本家这时慌了手脚，开滦矿务局的头面人物亲自出马，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唐山市政府及临榆县政府等当局求助，幻想以官府之势强迫工人上工作业。此计未能实现，资本家复又釆取了收买国民党工会委员出面的办法，让那些工贼们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到天津总局“谈判”，主子与奴才苦费心机地炮制出一份抹煞工人利益的《劳资协议书》。而工人们只承认罢工委员会是工人罢工斗争的全权代表，对他们的《劳资协议书》当作废纸，概不承认。外国经理怕事情愈演愈烈，损失越来越大,无奈忍痛让寇伯理离开了秦皇岛港，并答复了工人提的一些重要条件。罢工委员会认为斗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随即向资本家回话，罢工斗争宣告暂时结束，工人于2月1日上午8时复工。

九、山海关田氏中学师生员工怒砸海关

1932年3月，日寇扶持伪“满洲国”成立后，山海关成为 “国界”，日本人在山海关的第一关城以外设立了各种关卡。中国海关山海关东门分卡设在第一关城内的田氏中学对门，海关人员经常仗势欺人，群众深受其害。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山海关城。各种关卡虽然分别设立，但实际上都被日本人控制着，中国海关的人员多半是日人网罗的汉奸走狗，他们有些人凭借日本人的势力，残害自己的同胞。山海关田氏中学的师生员工们首当其害。1935年5月30日，当田氏中学工人推着水车从海关分卡门前经过时，海关巡差李守义故意找茬，硬说水车中藏有银元，企图讹诈，强行搜查。学校的师生们闻讯赶来据理交涉，竟被海关人员打伤，有的伤势严重。在田氏中学师生们与海关人员进行搏斗时，一海关人员竟鸣枪示威，并闯入校内进行恫吓，又打伤一些师生。在校师生们奋起痛打了这群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将海关分卡的陈设捣毁。事情发生后，学校立即向海关总署提出抗议和三顼要求：一、山海关海关分卡必须公开道歉；二、法办肇事巡差李守义等人；三、海关分卡人员不得佩带枪支。同时向临榆县政府提出刑事诉讼，向河北省教育厅呈报请求保护，后来经过官府调停才得到解决。这一事件在当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田氏中学师生的英勇斗争和爱国热情事迹，传遍山海关关内关外各地。

十、建立“朋友会”，反抗日寇的统治

1936年3月，在秦皇岛地区建立了一个工人群众抗日组织“朋友会”。这个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秘密建立起来的，当时有30多名工人参加。1937年，北宁铁路抗日救国会（简称铁救 会）成立，在山海关铁路工人中建立起山海关铁救会之后，“朋友会”和“铁救会”的会员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组织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会员们利用工作之便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搜集敌人活动情报，曾经一度搞得敌人惊慌失措。后来由于日寇的残酷镇压，使“朋友会”的活动十分困难，所以只在较短时期内出现，未能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