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工人运动史——声援“五卅”

   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工人、学生、商民等为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以及反对工部局增加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在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举行讲演宣传，遭到英帝国主义巡捕指使印度巡捕的镇压，当场死亡十余人，重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 卅”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号召下，各地纷纷举行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6月中旬，秦皇岛工、学、商各界在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人员的领导下，组织了“秦皇岛赤心援沪团”，总部设在扶轮小学校（现铁路小学）内，6月25日全国总示威这天，由“赤心援沪团”统一组织行动，广大工人、学生、商民约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据1925 年6月29日天津《益世报》载：“秦皇岛市民表示一致，是日由各界‘赤心援沪团’召集市民大会，在车站（今秦皇岛南站）北足球场集合，由上午十点出发，手执白旗，沿途高呼口号，并由扶轮学校学生唱追悼歌，秩序井然。游行毕，复折回集合处讲演，词意多激昂慷慨，闻者无不奋兴，至下午四点半散会。”有一商民叫王宪臣，当时他已须发斑白，“沪”案发生之后，非常悲愤，积极参加“赤心援沪团”的活动。《益世报》载文赞王宪臣“终日出外讲演劝募，虽汗流夹背，亦不觉其苦。尝对人云：吾死矣，留此无用躯何！莫如竭力以报国。”另有一工人某，在“赤心援沪团”成立募捐处之后，首先将自己积攒的20元钱捐出并不留姓名，许多工人当时虽然生活拮据，但仍都慷慨解囊。仅开滦秦皇岛港的工人们就募捐款三百多元。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很快募得一批捐款，于7月7日经柳江煤矿公司免费汇往上海总商会。

   在秦皇岛成立“赤心援沪团”的同时，北戴河海滨也建立了“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在该会的组织下，海滨英国使馆别墅的华籍工人举行了罢工。据1925年8月20日《晨报》报道：“北戴河‘沪案后援会'成立以来，成绩昭著。”“该会前曾印各国文字之传单数万份，分寄各国并遍贴北戴河全市。”“前日晚间九点，该会四执行委员携灯补贴布告，正粘贴间，有英人三名，华仆二名，共扛黑漆一大桶，标刷数个，沿途将所有布告涂抹无存。该委员等闻而大怒。循迹追赶，行至火车站前，英人方欲乘车逃匿，遂与理论，彼等佯为不知，该委员婉词质问，彼犹坚不自承，惟急拥其随从之华人登一人力车使其速遁。委员某大声曰：吾辈车夫，乃中国人必不愿为敌人所驱使。该英人探囊出大洋数元，以示车夫，终无应者。英人无法，态度顿强硬，用英语破口大骂，挥其手杖，势将动武，该委员亦用英语对抗。辩论约半小时之久，英人理屈词塞，始弃其漆桶帚刷等物，抱头鼠窜而去。”这一报道，证明当时北戴河地区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十分活跃的。同时也说明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洋大人”们也不敢张牙舞爪了。

   秦皇岛地区各界声援“五卅”的浪潮。吓坏了外国资本家们。从“赤心援沪团”建立之后，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的英人经理马康尼等人就慌了手脚，几乎每天都向其在天津的开滦矿务局英人总经理那森爱德报告秦皇岛的情况，并积极与地方官员、军阀头领相勾结，寻求庇护。如马康尼在6月10日致那森爱德的函中报告说：“随函附上传单一纸，昨日下行车，有一旅客在北宁路站台发给群众，即希查照。” “我局职工尚未注意此事，但我以为最好仍要往见宋县长，使其感到有必要防范煽动分子在秦皇岛地区扰乱。” 6月18 日,那森爱德给马康尼的复函中说：“尤其是新来秦皇岛的（外国）人，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到野外太远。特别见到中国人群聚在一处时，尽可能躲避，此不过是初步防范之举。”由此可见当时的声援“五卅”活动之壮举使洋人吓破了胆，感到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