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工人运动史——工人运动的恢复与发展

  一、山海关铁路工人运动的恢复

  随着形势的转化，北方党组织为了加强山海关的工作，于1924年9月从哈尔滨将原罢工领导成员、共产党员鲁懋堂同志调回山海关。鲁懋堂回来后，在邮电局谋得职业，立即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11月，上级党组织即派吴汝明、张昆弟先后到山海关指导工作，指示鲁懋堂同志抓紧把原有的共产党员联络起来，建起党的基层组织。经过鲁懋堂同志的积极工作，原参加过1922年大罢工并被接收入党的铁工厂工人王桂林、刘朋、寇文德、宁潜湘、林茅新、徐金明、王国清等人都接上了组织关系，连同鲁懋堂共8名党员，建立起党的基层支部一一中国共产党山海关铁路特别支部，简称特支。鲁懋堂同志任特支书记。

  山海关铁路特支建立之后，立即开展起工人运动。在特支领导之下，于1925年初首先在铁工厂恢复起工人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党员，也有可靠的工人积极分子，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小时。上级党组织对这所夜校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大支持，曾先后派王玉山、李培良、刘玉堂等同志到山海关来讲课。当时办夜校的经费比较紧张，除党员们凑点钱之外，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每月补贴13.5元。学习的主要书目是《北方红旗》、《工人周刊》、《二七 工人》等刊物和文化课本，通过办夜校，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夜校坚持办了一年多，以后随着时局的发展和经费不足等原因，才被迫停下来。

  在特支的领导下，加强了发展工会组织工作。主要是通过党员或积极分子建立秘密工会小组，先后在山海关铁工厂建立了王桂林、寇文德秘密工会小组；车头房王国清秘密工会小组；翻砂厂乔振海、康玉琪秘密工会小组等。通过各秘密工会小组的活动， 吸引广大工友同资本家开展斗争。

  在这一时期内，特支还加强了自身建设，陆续吸收了楚明年、 乔振海、梁克勤、刘宝德、白凤义等五名同志入党，发展了康玉琪、赵有生2人入团。至此，山海关铁路特支共有党员13名，团员2名。由于党的组织严密、对敌斗争策略得当，虽然处于军阀混战、时局不稳的形势下，特支的工作始终坚持了秘密活动，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比较得力地领导了山海关地区的工人运动。

  二、开滦秦皇岛港的工运活动

  随着时局的变化，即第二次直奉战争，秦皇岛地区作为主战场后，原参加开滦五矿大罢工的领导者廖鸿翔等人，遵照党的指示，陆续回港口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组织工人运动。组织工友们以消极怠工、辞职外流、成群出走等斗争方式，来对付资本家对工人们的残酷剥削。据1923—1924年度港口煤炭吞吐量数字比较，由238万吨降至207万吨。其中煤炭输出由206万吨降至174万吨。开滦英人总经理杨嘉立在1924年9月19日在致滦州董事部和开平公司秘书的信中哀叹：“最近几个月，矿区煤炭产量和港口运量已经大大降低了。工人们抱怨生活费用普遍上涨，曾有过几次抗议，致使大批人员流失。如果拒绝给工人增加工资，那么劳力的供应，甚至产量、运量，都会更加落在后头。而且工人们可能又会开始鼓动，其最后结果将是一次罢工。”资本家迫于形势,才不得不从8月15日起按上年工资标准的15%增加了包工 的包价，用以增加外工的工资，同时也给所有在矿区的日给员司和无论日给或月给的匠人加薪3%。资本家之所以这样做，绝非他们发了善心，乃是由于工人们的斗争给资本家在经营上造成巨大压力所致。

  1926年1月17日，开滦召开五矿工人代表开会，秦皇岛港派工人代表参加会议，成立了“开滦五矿总工会筹备处”，会上决定要在1个月内恢复起开滦矿总工会及其所属各个分会。1月18 日，赵各庄矿分会率先恢复建立。2月初，秦皇岛港分会经过积极筹备也重新恢复起来，原“工友俱乐部”负责人廖鸿翔等人当选为工会委员，会址仍设在鲜果市老盐店。秦皇岛港工会恢复活动之后，开滦矿总工会为了加强这里的工运领导力量，抽调了林西矿的工会委员耿明海来港协助工作。在工会的组织领导和发动下，广大码头工人围绕“恢复应有待遇”、“要求供给廉价煤”、“反对任意克扣工人工资和年终裁员”、“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同资本家开展斗争。

  资本家为提高出口煤炭的价格，雇用了一批筛煤工和拣煤矸石的童工，这些工人全部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场地环境差，工人们整天在浓重的煤尘中挣扎着，工资待遇低得可怜。一个成年筛煤工的日工资仅为0.25元，约合25个铜板，拣煤矸石的童工劳累十几个小时，只能领到几个铜板。工人们曾多次要求提高待遇，增加工资。开滦资本家为了缓解矛盾，曾于1925年给增加 10%的筛煤费，可是，这些钱却落到包工头手中。当时的筛煤包工头叫高永。这个人平常对工人心狠手黑，嗜财如命。到1926年 6月，高永仍不发给筛煤工人加资，激起工人们的极大愤怒，由耿明海率领5名筛煤工人代表，找到包工头高永进行说理斗争，要求立即发还所欠加资。狡猾的高永一面搪塞工人代表，一面暗中贿赂警察局。不久，警察局出动警察多人，逮捕了6名工人代表，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筛煤工人们闻讯后立即罢工，在工会的领导下，又选派12名工人代表到警察局交涉，用大量事实揭露高永剥削工人的事实，要求立即释放被无故逮捕的6名工友并发还 欠资，郑重宣布：如果12名代表再遭逮捕，就派24名代表来交涉，直至全体工人都来警察局辩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此事被开滦秦皇岛经理处知道后，生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他们慑于引发工潮再起，才与警方沟通，并示意高永出面“保释”工人代表。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高永不得不将6名工人代表“保释”出来，但仍拒发加资，因此筛煤工人也拒绝上工，继续罢工。筛煤工人的斗争，港口各工种都给予了有力的声援，在强大压力下，迫使高永把加资发还给工人，筛煤工人获得胜利，才始复工。

  三、煤矿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

  长城煤矿和柳江煤矿的矿工，自建矿伊始就处在帝、官、封 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干着牛马不如的重活。据矿史记载，当时，里工的工资每人每班7—9角，但必须以小洋计算，每小洋11角折大洋1元。一日一发。这就无形中每人每天少得8分。煤矿作业分为昼夜两班，每班工作是十二个小时。资本家只知要煤，哪管工人死活，矿上并无任何安全设施和防范手段，工人们长年冒着生命危险作业。由于经营不善，企业负债累累，资本家为了维持经营，就以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手段，利用工人的血汗钱做为他们经营企业的资金，以致造成大批工人 穷困潦倒，有的被迫变卖家中一切财物维持生计，有的甚至卖儿卖女。但是，他们又不能离矿而去，因为一旦离矿另谋生路，那就更讨不出所欠工资了。矿工们在忍无可忍，进退无路的情况下，曾经多次自发地联合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也取得过一定的胜利。

  早在1922年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地区工人大罢工时，柳 江、长城二矿的工人就曾受到过很大的影响和启发，开始认识到只有起来斗争才有生路。据长城煤矿矿史记载：“1926年，长城煤矿工人成立了工会，组织了罢工和游行示威。矿方在工人斗争的威力下，不得不发还部分欠资。”当然，这种自发的斗争，可能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是资本家也是十分狡诈的，在发还部分欠资以后，又出现新的拖欠，矿工们仍难摆脱贫困的枷锁。据原长城矿老工人们回忆：到1926年11月，长城煤矿约有一年多没给工人 开支，一天，工友们包围了釆煤股，向管事的尤XX （外号油罐）提出不给开支就不下井挖煤，并扣住尤，不让他回家去吃饭。 一千多釆煤工人罢了工，资本家立即联络矿警队。有个警官叫关福升的率领数名矿警到罢工现场，企图强令工人下井，结果他一露面就被工人们包围起来，有的拿着锹镐等工具要围打矿警们，吓得那个姓关的警官带着矿警队就跑，工人们一直追赶到石岭火车站，把矿警们包围在票房里，姓关的警官声嘶力竭地在里边喊道：“你们再闹就开枪了！”他的话音一落，矿警队们就开枪向人群射击起来，当场打死两名矿工。马上有人将此事报告给该矿管事的刘三（资本家刘珍甫的三弟），刘三却满不在乎地说：“死一个工人有两百吨煤就够了。”工人被打死之后，矿上只想给每家发120 元了事，工人们闻讯找矿上讲理说：“那我们也打死你们几个，每人给240元行不行？”资本家见工人急了眼，怕吃眼前亏，才按工人们的要求处理了死者后事，并发了部分拖欠的工资。

  四、耀华厂工人同国内外资本家代理人的斗争

  耀华玻璃厂于1924年8月正式建成投产后，聘用的一些外籍职员垄断着该厂的工艺技术工作，这些洋人在厂内专横跋扈，经常欺压中国工人。在当年9月10日，一名比利时籍工头叫斯梅仔的，无故殴打了中国工人康士昌，激起了中国工人的义愤，大家 一齐放下手中的活，包围了斯梅仔，并施以拳脚教训这个洋鬼子。由于洋人肇事而引起停工，资本家无可奈何。工人们随即向该厂总工程师赫尔曼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以后不准外籍职员欺压中国工人，二是立即将斯梅仔开除出厂并驱逐出境。否则即行罢工。在中国工人的强烈要求下，资本家为了不使事态闹大，才被迫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总工程师赫尔曼向中国工人们道了歉，保证将斯梅仔于近期遣送回国，工人们才复工生产了。据1924年9月13 日耀华总工程师致天津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的信中证实，斯梅仔和他的妻子及另一瓦工（因与中国工人打架）都被遣送回国了。通过这一事件，大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

  耀华玻璃厂的资本家只知要产品、 工人的劳动保护漠不关心，一到夏季，熔窑附件温度极高，工人们在高温下作业，经常发生中暑事件，曾经多次自发地向资本家进行斗争。1925年7月的一天，由于熔窑附近太热，工人们派代表向厂方交涉，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将举行罢工，厂方害怕延误生产，才答应了工人们所提条件，斗争取得胜利。另据1925年7 月21日耀华总工程师致驻天津总经理的信函记载：“我以忧虑的心情向你汇报星期六夜里耀华厂工人发生严重的纠纷事件，由于温度上升，围绕在熔窑的工人们是特别炎热的，尤其是引上、釆板工段炎热的程度就更为严重。许多工人得了病，甚至昏倒在地。他们曾数次找我增薪，因为忙于大窑的修理工作，以至拖延至星期六夜里才决定这个问题，他们所提出要求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坚持立即决定，否则即行罢工。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以及长时间的会谈，我们与煤气炉、引上及釆板工段决定了一个满意的办法”。这一信函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耀华玻璃厂工人们向资本家斗争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