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工人运动史——早期工人生活状况及自发斗争

  秦皇岛工人阶级队伍一产生，就处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压迫之下，一直到解放前，历经几代人都是在政治上无任何地位，经济上遭受残酷剥削、生活上毫无保障，长年累月象奴隶般的劳动和生活。工人地位低下，生活贫苦，但是他们遭受哪些磨难，困苦到什么程度，却不为人所知，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残酷的经济剥削

压低工资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重要手段。二十年代初，山海关铁工厂工匠月工资15—24元，长工10元左右，徒工4元。耀华玻璃厂技工日工资0.7元，普通工0.5元。港口里工日工资不过0.4元，外工0.3元左右。煤矿工人0. 26—0. 6元。如果按当时物价购买粗粮，工资高的维持五口之家糊口所剩无几，工资低的根本不能养活家口。工人工资同职员相比相差悬殊，码头工人 的平均工资只有高级职员的二十六分之一。耀华厂比国总工程师月薪1000银元，每年外加酬金1000英磅。一人的工资比60名中国工人工资的总和还多。中国工人同外国工人相比，工资水平也差一大截。耀华厂初建时，工人工资分为四等：（甲）比国工匠年工资4000元；（乙）中国领班日工资1元；（丙）手艺优良的中国工人日工资0.7元；（丁）普通中国工人日工资0.5元。中国工人 208名，全年工资43452元，比国工匠12人，全年工资48000元。 一名比国工匠的工资相当19名中国工人的工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秦皇岛地区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地区。1924年9月19日，开滦总经理给滦州公司、开平公司的函件中，曾提到秦皇岛港付给工匠们的工资比别处少，并慨叹“许多有希望的工人在修配厂内学会手艺后，都离开了他们，因为铁路或天津方面都愿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工人的低工资为资本家创造了高额利润，耀华厂投产后的第三年，盈利209327元，当年全部中国工人工资约计不过8 万元，资方盈利相当中国工人工资的两倍半。换句话说，工人每拿一份工资，就有两份半的利润装入了资本家的腰包。了解煤矿的人算过一笔账，采煤工日工资高的0.60元，低的0.27元，一天可以釆煤两吨，售价14元，成本10.8元，盈利3.2元，资本家的利润相当全矿釆煤工工资的五至七倍。

除了低工资外，资本家还有许多剥削手段。以煤矿为例：（1）试工。资本家通过试工挑选强壮的劳力，同时把包工的数额定到高线。兴业煤矿资本家用花言巧语到山东、河南、天津等地招工，他们说：“来我这下窑，老板子一天1块（银元），小工一 天5角，一天管两顿饭，干一天歇一天。”当大批工人离乡背井来到矿上才知上当受骗。资本家用加大劳动量，延长工作时间的手段，在试工期间把大部分新工人淘汰了，试工期间不给或给很少的工资，他们创造的价值就白白地被资本家吞剥了。试工留下的工人拚死拚活地干也很难完成规定的车数。完不成要扣工资，总有部分工人拿不到全份工资。（2）拖欠工资。断了工资对家无隔日粮的苦工人来说无异是灾难。物价不断上涨，晚发工资就等于给工资打折扣。工人天天要买米吃饭，没钱就得借贷，如果借上高利贷，所受损失将会更大。而资本家却可以把工资存入银行吃利，拖欠时间越长，工人损失越大，而资本家则得利越多。（3）实物抵工资。长城煤矿很长时间不发工资，每天只赊给工人2斤米，月底给10勾砟（24勾1吨），煤矿资本家在石门寨开个“大顺隆”粮店，工人赊米要比市价高10%以上。给工人10勾炸要顶1 元，工人挑到石门寨只卖0.85元。煤矿的情况如此，其他企业的资本家的剥削手段也不比煤矿落后，各有各的招数。

  包工剥削是资本家之下的又一层剥削。包工，是中外资本家管理企业和统治工人的重要制度，秦皇岛港和煤矿都有包工的长期历史。资方把任务包给包工头，包工头按实际完成量领取包费，除去付给工人工资和日常开支，所余部分做为利润归包工头所有。资本家只同包工头发生关系，工人受雇于包工头，包工头掌握招募管理工人和承包的大权。资本家和包工头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对工人进行严密控制，加深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已经把工人剥削得血肉模糊，包工头再来一刀，无异于剔肉刮骨了。

1.工资剥削。无论港口装卸还是煤矿井下作业，资方都是计件按量向包工头支付费用，而包工头却是按日记工，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发给工人工资，给多给少全由包工头定，他们时常让工人加班加点，任意勾工和罚工。煤矿包工头给釆煤工规定一天出两吨煤，工资0.5元，少出一百斤扣二分五，实际出一百斤煤的工资只有一分二厘五，少出一百斤要扣二百斤的工资。港口装卸包工，按吨算账，包工头给工人开支按筐计算，包工头则在筐上打主意，让编筐的加高几根筐条，把筐编大些，工人多干活 并不多挣钱。就这样明的暗的七折八扣，包工头至少从包工费用中克扣一半，装入自己的口袋。包工头对童工的克扣更为残酷，童工工资一般只相当成年人的一半，就这么点工资包工头也不放过。 港口1908年设筛煤工种起，雇用童工拣煤石，包工头高永从开滦秦皇岛经理处按每个童工每天0. 25元支领包工费，但他发给童工的工资为：大孩子每天不过9个铜板，小孩子只给6个铜板，平均约7. 5个铜板。按当时兑换算，一块银元兑换150个铜板，7.5 个铜板只合5分钱，余下两角钱被包工头扣下了。粗算一下，除去开支费用，高永每天至少可以从500名童工身上攫取60块银元。

2.锅伙剥削。锅伙是外工吃住的地方，也是最令工人寒心的 地方。包工大柜设立锅伙并不是为了安排好工人生活，主要目的一是便于控制工人；二是用包办伙食再从工人身上榨些油水，所以包工大柜限制外工带家属，强迫工人加入他们开设的锅伙。锅伙污秽拥挤不堪，伙食费用高昂，一般要高出实际费用一倍。实行包工制以后，锅伙一直是包工头的重要财源。

3.高利贷剥削。包工大柜按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开支， 有的长年不开支，工人被迫靠借贷过日子，包工头的债是十抽一，借一元先扣一角利息，只给九角，不论借款时间早晚，到月底就得还一元。有些工人的债越借越多，被包工头牢牢控制住，想走，还不清债走不了，要干，等于给包工头白干。工人说包工头的债是“阎王债”，又毒又狠，一点也不夸张。

4.商业剥削。包工头开设许多店铺，依仗他们的权势榨取工人的血汗。柳江煤矿包工大柜在附近经营杂货和粮食的店铺，有二号柜头孙玉发开的“奎发号”，四号柜头赵柏朋开的“永发号”，大把头郑利春开的“春立德”等，价格一般都比市价高，如遇矿上开支，这些商店联合起来哄抬物价，有的还掺杂使假，甚至往粮食里掺沙子。矿工编个顺口溜：“‘奎发’狠，‘永发’恶，又狠又恶的‘春立德’”，发泄对包工头的愤恨。一些包工大柜还直接向工人兜售灯、鞋、帽等必需品，或者勾结奸商骗工人的钱。港口包工头张德泉同“敬一堂”药店老板勾结，得利二八分成。工人王树海患重感冒，经张德泉开条子到“敬一堂”赊了几副药，诊费、药费加利息算在一起竟达160元。害得王树海无偿地给张德泉干了两年才还清药账。大头子张懋堂、杨茂东为商人在装卸工 人中推销棉袄和鞋，棉袄絮的是芦花和旧棉花，不能抗寒，鞋子不过一星期就掉底脱帮。他们绞尽脑汁，昧着良心坑害工人。

资本家和包工头豢养的大小把头,也是工人的剥削者。他们 剥削的手段主要是胁迫工人送礼，把头家红白喜事，老人做寿，孩子满月，以及逢年过节，都要给把头送礼，工人上工、换工更是 非“礼”莫办。据桥梁厂老工人讲，早年短工想升长工，先得给把头送30块大洋。封建把头直接掌握工人的命运，他们以打骂、停工、罚工等多种手法向工人敲榨勒索，工人不送礼就会遭到把头的无端刁难和虐待。把头还开设赌场和烟馆，诱迫工人赌博和吸毒，剥削残害工人。

奴役工人的陈规旧制

工人从进厂之日起就处处受资本家的辖制，工人被录用，首先要觅保立约，有的叫保证书或志愿书。不论契约的名称是什么，但所有条款都是用来束缚工人的。保证人必须是殷实店铺或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绅士。耀华玻璃厂工人进厂的契约书，除保证遵守公司规章命令，忠实服务，勉于所事，保守机密，不任意辞职等等，还有“无论因故或过失而致公司蒙受损失时，保证人情愿连带负赔偿责任”等苛刻的条款。但是契约对资方并无任何约束，有的明明为资方推卸责任。耀华玻璃厂工人赴比利时学习订的契约，第五条是这样写的“出外路远，天灾人祸各凭天命，倘工人在外遇有意外不测之事，本公司不负责任……”

工人进厂要经过严格挑选或试工，离厂比进厂更难，有的契约规定不得任意辞职，有的虽无明文规定，也受各种限制。特别是在那些包工头统治下，对老弱病残工人，包工头可以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对年轻力壮还能为他们赚更多利润的工人是不会轻易放走的。他们有三招：一是用高利贷牢牢拴住工人；二是拖欠工资，用空头支票拖住工人，谁要是辞职，长时间的血汗钱就白扔给包工头了；三是惩一警百，他们勾结军警势力，对敢于逃跑的工人进行抓捕和残酷惩治。1921年，在秦皇岛港煤厂，经不住折磨的装卸工人王三想逃出虎口，他坐火车刚到山海关就被警察抓回，大包工头李彦章和他的打手们把王三绑在柳树上，用鞭子进行抽打，直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他们用这种残忍的手段震唬群众，使工人不能轻易举动。英国资本家对待职员和里工，釆用的是另一种手段，即终身雇佣制。他们以工资、花红、养老金、储蓄金等等为诱饵，诱使职工一生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这是一种比残暴手段更阴险更牢固控制工人的手段。

旧社会厂矿企业是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天下，他们可以任意“立法”和“执法”，对工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罚就罚。资本家和包工最关心的是工人如何为他出力，规定许多迫使工人出工和多干活的条条。码头和煤矿的一些包工大柜，专门养着一批打手催班，他们非打即骂，老早就把工人吆喝起来，甚至有些带病的工人，也被他们驱赶挣扎着上班。厂矿还制定许多限制工人以至侮辱工人的章法，如进出厂要搜身，见洋人要行礼等等。长城煤矿工人进厂门，如果被搜出烟叶火柴，矿警就可以勒令工人罚跪，在大门示众。这个矿还规定工人顶撞查头子和领工的要罚工。至于冒犯矿长和资本家的，那就罚的更重了。一次井下工人薛长富找长城煤矿公司副经理刘三要工资，刘三让薛长富找长城煤矿那块匾去要，薛见刘三不讲理，气愤不过就顶了他几句，刘三一怒之下就把薛长富开除了。

  恶劣的生产条件

  工作时间长是厂矿普通现象。山海关造桥厂规定工作十小时，但经常以赶工为借口，逼迫工人加班加点，一干就是半夜甚至通宵，上厕所和吃饭都得抓紧时间。工作时间最长的是煤矿工人和码头工人。煤矿长年昼夜两班，工作12小时。码头工人从早到晚12小时或更长时间，有时包工头说活多就连轴转，码头工人在班中没有回锅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一年四季都在码头露天作业。

  工厂矿场设备简陋，工人大多在极坏的环境中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在工厂有的场房尘土飞扬，乌烟瘴气，有的高温烘烤，尘毒危害。港口装卸工人要抬二百多斤重的大筐，爬几丈高的跷板。煤矿井下阴暗潮湿，巷道高低不平，老坑毗牙咧嘴，磚子面闷热不透气，釆煤工光着膀子刨煤，不时地用袄煽风，仍然气喘吁吁。推车工人在那积水没膝的巷道里，嘴叼油灯推车拉斗，上身淌汗，脚下冰凉，脚全泡肿。更苦的是童工，港口拣煤石不论严冬酷暑都在露天劳动，夏天孩子光头赤脚晒得汗水顺脊背往下淌，冬天寒风刺骨冻得孩子手脚肿胀以至溃烂成疮。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长年累月弯腰干活，想直腰歇一会，把头也不准。煤矿的童工多数在低矮的巷道拉煤斗，一斗煤二百多斤重，孩子们爬着拉或者跪着拽，脊背蹭出伤疤，膝盖磨岀血痕，小童工承受不了这样繁重的劳动，常常累昏在巷道里。

中外资本家只关心生产、效率和利润，从不关心工人安全、健康和死活。在工厂机器传动的皮带和齿轮裸露不加防护，常有工人被卷进致残或丧命。尘毒、潮湿、高温更无人过问，职业病逐年增加。在港口，码头装卸全靠人抬肩扛，负重爬高。跷板又陡又窄，稍不小心就有落入海里的危险。包工头、把头为多捞钱，还强迫工人冒险作业，在严冬季节，煤厂工人常从数丈高的煤垛往外掏煤。一次煤垛即将掏空，垛皮出现裂纹，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把头张四还逼着工人往里掏，结果几十吨重的垛皮塌了下来，王起文等5名工人被压得血肉模糊死去。未过两个月，把头王怀仁逼着工人掏煤垛，又压死工人两名。在煤矿，巷道失修，坑木支护敷衍了事，再加自然通风和明火灯，安全毫无保障，塌帮、冒顶、爆炸、透水等恶性事故不断发生。矿工有个诉苦的歌谣：“井下阎王殿，出煤拿命换，干的阴间活，吃的阳间饭。”1928年，长城煤矿杨树窑井下一次瓦斯爆炸，烧死工人王天来等40多人，死者烧得头面焦糊，难以辩认。事故发生后，矿方将死难矿工尸体用芦席一卷放在山坡上，召家属认领。无人认领者就扔进山沟，任凭狗拽狼撕。据柳江煤矿老工人回忆，爆炸、透水重大事故曾发生多次，死者不计其数。仅掩埋矿工尸体的乱葬岗矿区附近就有三处。那里尸骨成堆，乌鸦野狗成群。资本家和包工头对于事故既不追查责任，也不采取防患措施。他们常常利用迷信思想愚弄和麻痹工人。说工人遇难是冲撞了窑神，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的还假惺惺地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工人的苦难生活

由于资本家、包工头、把头的层层剥削，工人微薄的工资所剩无几，赖以生存的吃、穿、住等基本条件很难维持。拿饮食来说，码头和煤矿在锅伙起伙的工人，长年吃窝头、秫米粥和咸菜，菜汤里连个油星也很少见。有时还要吃发霉的米面和带怪味的咸菜，过年过节也难得有所改善。有一次阴历年除夕，长城煤矿石岭的一个锅伙，矿工刘兴周等十七人，每人只有一碗高梁米粥，大家越想越不是滋味，谁也吃不下。码头工人不只伙食差，而且四季都在露天吃饭。码头空荡荡的，既不遮雨，又不挡风，夏天好过，冬天难熬，有些工人为了躲避刺骨的寒风甚至挤到厕所吃饭。同单身工人相比，携家带口的更加困难。人口多的只有掺杂糠菜度日。长城煤矿王小扣一家八口，全家吃糠咽菜仍然填不饱肚子。王小扣在井下饥饿难忍，有时就背着工头喝口灯油（当时是豆油灯）。工人穿的大多是破衣烂衫，补丁摞补丁，有的没钱换季，整年就是那一身“四季服”，而且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长城煤矿工人高启祥，因为没有棉衣，就在井下泵窝子过冬，下班时上井搞点吃食，然后又匆匆返回井下。工人住的多是低矮的土平房或茅草屋。一些厂矿盖些工房只供职员和部分里工或长期工用，僧多粥少，有些工人干一辈子也挨不到房号。外工和临时工只有住工棚，一座工棚要挤几十人，冬季四面透风，夏季蚊蝇乱飞。阴暗、潮湿、污秽、拥挤，再加无人管理，传染病和火灾时有发生。1913年、1915年港口煤场工棚两次失火。烧死工人40多人，烧伤百多人。

  工人患病或负伤，处境倍加艰难。各厂矿医疗条件普遍差。耀华玻璃厂、长城煤矿都是千、八百人的单位，仅有医生一人，助手一两名，工人伤害难得及时和有效治疗。柳江煤矿工人赵三喜因瓦斯爆炸严重烧伤送进医院，医生将水泡剪开，涂层油膏，简单包扎就算了事，结果手指长在一起。工人马国良被矿车压断腿骨，医生只在伤处抹些药水。因为缺少工具和麻醉药剂，外伤动手术时，伤者痛苦万状，惨不忍睹。还有一些伤者因推拖贻误致残致死。长城煤矿工人杨岐山在井下打锤滑倒戳折臂骨，工人刘宝成因塌方砸断小腿，均因拖延不治而死。工人伤亡抚恤金一向压得很低。兴业煤矿只给因工死亡工人板皮棺材一副和相当二斗米的恤金。长城煤矿、柳江煤矿抚恤金略多，也只有50元。人们说矿工的生命不如骡马，当时一头骡马尚值60元。工人因工致残只得一次性的少量补偿金，再无其他照顾。自称“惠工”的开滦资本家，1922年规定，“所有职工因公受伤害不适于工作时，照付原薪以三个月为限，以后则付给一次性的赔偿金，全部残废按因公死亡的全部赔偿金付给，部分残废则按比例付给一部分煤矿工人致残，一次给与赔偿金50—100元。即使是全部赔偿金，按当时物价也不过是维持一年半载。如果是部分赔偿金，工人和家属就更难了。一个工人致残等于断了全家的生路。

  秦皇岛开埠之后，远近大批破产农民背井离乡奔向这里，幻想在这里找个安身之处，养家糊口，使全家过上好日子。但是城镇并不是天堂，资本家剥削同地主一样狠毒，工人的命运也和农民同样的困苦。在石门寨矿区曾流传一首歌谣：“一到石门寨，就把行李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这是工人日益贫困化的真实写照。与此相反，工人血汗却养肥了中外资本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用榨取工人的血汗钱，在秦皇岛北戴河盖洋楼修别墅，任意挥霍。开滦、耀华某大股东在海滨西山就有洋楼七、八所。许多工人无力养活家小，当一辈子单身汉。而一些资本家、包工头、大把头，不只娶妻，而且纳妾，甚至几房妾。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家中有保姆、厨师、花匠和打杂的佣人，有的还雇“保镖他们花天酒地，歌舞通宵达旦，甚至以重金买鸟养狗，饲以细米精肉，这同啼饥号寒终年不得温饱的穷苦工人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早期自发的斗争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秦皇岛工人阶级 在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之下，曾经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本国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斗争。初期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怠工，通称“磨洋工”。机器照常运转，但效率低。有的借病逃班，或制造事故，破坏产品、工具、设备，给资本家造成经济损失。工人用这些手段逃避繁重的劳动，发泄对工厂主或封建把头的愤恨。早期工人斗争大多是分散的零星的，个别单位偶尔也有一两次较大的斗争。1914年，港口机器房的工人抗议英人经理马康尼滥行惩罚和开除工人，以磨洋工和交互逃班为手段，同马康尼及其爪牙周旋好长时间，使其大为头痛。1913年至1915 年，港口工人锅伙遭受两次火灾和一次霍乱病流行，死伤大批工人之后，码头工人为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向英国资本家和包工头提岀把工棚改建工房的要求，并以罢工的形式促使资方作出满意的答复。在其它厂矿也有一些类似的斗争。1920年，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向把头赵璧要求增加工资；长城煤矿机器匠左和在早期带领徒弟多人，抵制矿方以煤炭顶替工资，这些斗争持续较长时间。

早期的秦皇岛工人除了经常进行争取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外，也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斗争。1900年， 在华北兴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山海关锡匠段曰礼，以“扶清灭洋，代天行道”为号召，率领多支义和团数百人在山海关和北戴河焚烧外国人的教堂和别墅。并在港口工人配合下，拆除港区铁路，烧毁小码头，以防外国侵略军从港口登陆，当八国联军侵犯山海关秦皇岛时，段曰礼等率领义和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 动，秦皇岛地区学生和工人纷纷响应。临榆、昌黎等地中学的师生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口号。秦皇岛工人也组织游行队伍，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这些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已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的早期自发斗争，虽然也起到一些作用，为自身谋得了一些利益，但毕竟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组织，往往半途而废，或被权势所镇压，所以这种斗争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