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展播：于振忠揭义旗

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伊始,就有昌黎的抗日健儿在滦河以东地区率先举起抗日大旗,汇入大暴动的滚滚洪流。在滦东首揭义旗的,是活动在昌黎西部武山一带的抗日壮士于振忠和由他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

于振忠是辽宁人,行武出身,当过东北军的排长。九一八事变后,他随东北军退入关内,参加了抵御日军入侵冀东的战斗。《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了所谓的“非武装区”。1935年冬,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随之,于振忠所在的部队被改建成保安队,实际上变成了伪军。于振忠虽然担任分队长,但他不愿充当日寇的走狗。1936年初冬时节,驻昌黎的伪保安队第三总队第六区队第一大队哗变。哗变失败后,于振忠带着一些人躲到昌黎县西部靠近滦河的武山一带,结伙骚扰日伪统治。他们十几个人经常出没在武山周围的朱各庄、樊各庄一带十几个村庄,强征富户财物,救济贫穷农民,且从不滥杀无辜,成了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绿林豪杰。由于那一带距昌黎县城较远,驻昌黎的日伪军鞭长莫及;而距滦县县城较近,但不归滦县管辖,驻滦县的日伪军管不上,以致那一带成了“小割据”地区,伪政权的无可奈何之地。

1938年五六月间,正在滦县境内做抗日起义准备工作的李润民、高培之、张鹤鸣、张振宇等共产党员得知于振忠等人的情况后,决定争取于振忠和由他领导的这支武装队伍参加抗日暴动。根据中共滦县县委的决定,张振宇和李光宇渡过滦河,到樊各庄、朱各庄一带通过亲朋好友帮助,设法与于振忠取得了联系。于振忠是个27岁的青年人,性格豪爽,重义气。他听了张振宇讲述的一番抗日道理后,当即表示:“大哥,我听你的,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坚决抗日到底!”

张振宇说:“咱们要听党的,要跟着共产党抗日到底!”

于振忠频频点头,又有点疑惑地问:“那我们抢老财的财物救济贫民,这算是共产党吗?”

张振宇回答说：“你们这么做当然很好,但不能算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推翻整个旧社会,消灭所有的剥削阶级,让人人都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

经过几次长谈,于振忠不仅提高了民族觉悟,而且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他坚定地表示:“这回我算真正找着路了,跟共产党跟定了。以后,我一定听共产党的,共产党信得过我,我刀山火海也敢闯,我姓于的不是孬种……”很快,中共滦县县委批准吸收于振忠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会员,并指示于振忠在樊各庄一带十几个村子多联系群众,扩大武装,准备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到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前夕,于振忠领导的武装已由十几个人发展到30多个人。

1938年7月6日晚上,中共滦县县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当机立断,在滦县港北村组织起义骨干提前举事,宣布成立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从而拉开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序幕。暴动原定7月16日举行,提前起义后,中共滦县县委立即派人渡过滦河,到樊各庄、朱各庄一带通知于振忠,让他带队伍过河,与起义大部队会合。于振忠得到通知后,立即率领昌黎起义军,从滦河东岸开到了滦河西岸。这时,李运昌、胡锡奎、孔庆同等在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镇率众起义,组成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而冀东抗日联军第五总队也开到了北宁铁路以北地区,策动驻滦县安各庄的伪警防队起义。为了扩大起义部队的声势,中共滦县县委决定,将在安各庄起义的伪警防队与于振忠领导的昌黎起义军合并,组编冀东抗日联军第九总队,由原驻安各庄的伪警防队队长周维新任总队长,于振忠任副总队长,共产党员张克宇任政治主任。由于周维新在发表起义的通电后不久就探家未返,于振忠当即挑起了总队长重担。

7月15日,第九总队配合第五总队在滦县杨家院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打死伪保安队40余人,俘虏伪保安队60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200多支。在这次战斗中,于振忠沉着勇敢,带着战士们打得狠、冲得猛,缴获的武器和抓到的俘虏最多。杨家院战斗后,于振忠和张克宇带领第九总队东渡滦河,到昌黎县境内的朱各庄、石门(今属卢龙)、安山、蛤泊(今属卢龙)一带活动,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之后,第九总队又同第五总队联合进军卢龙,与卢龙的暴动队伍会师后又一起去攻打乐亭县城,使乐亭县城获得解放。

9月中句,为了组织一支能打硬仗的战斗部队,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决定抽调第五总队第一大队,与第九总队合并,组建特务一总队,由张振宇任总队长,于振忠改任副总队长,张克宇任政治主任。于振忠很佩服张振宇,得知由他任总队长很高兴。张振宇带过来的第五总队第一大队有不少共产党员,大多出任了各大队、中队的政治工作干部,这样一来,整个部队的政治素质得到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很快,群众关系也更加密切。

10月,在日伪军联合夹击的困难条件下,抗联部队奉命西撤平西,特务一总队在转战途中组织性、纪律性一直很强。于振忠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了镇静和坚定。部队在沿途遭到日伪军及各县地主武装“联庄会”的拦截和追击,遭到很大损失。行至平谷县大华山、镇罗营一线时,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西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李运昌等抗联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西撤,返回冀东,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于振忠和张振宇等跟随李运昌返回到丰润、迁安、滦县交界的腰带山地区。这时,由于敌人恢复了伪政权,到处建立据点,纠集重兵反复“扫荡”,使抗联部队又遭受了很大损失,最后只得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面前,不少人离队回家,还有少数人叛变投敌,而于振忠始终跟着张振宇等坚持抗日斗争,丝毫不动摇。当时,由于部队大量减员,干部既当干部,又当战士,轮流站岗放哨;生活亦相当艰苦,由于缺粮少衣,虽到了冬季也穿不上棉衣。但于振忠整日乐呵呵地与战士一起站岗放哨,没有一句怨言和丝毫不满情绪。一旦有了敌情,他总是身先士卒,把生让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

为了坚持冀东抗战,重整旗鼓,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岭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重新布置了工作。会后,于振忠和张振宇、赵玉清被派往北宁铁路以南地区收容失散的战士,重新组织抗日队伍,坚持路南的抗日斗争。由于路南区全都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此行几乎处处是险境。于振忠不顾个人安危,抢着走在前面。他诚恳地对张振宇表示:“大哥,遇事你不要轻易出头,你是党员,又是负责人,出了危险不好。还是让我多出头吧!过去有人叫我‘土匪’,名声不好,正该接受考验。如果事情做好了,是你和党教育的结果,办不好由我承担……”他还一再表示:“将来党看着我于振忠够格时,请求你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我要生做党的人,死做党的鬼!还是那句话,我跟共产党跟定了!”

他说到做到,不仅处处抢着干危险的事,还几次救张振宇脱离险境。转年春天,根据于振忠的一贯表现和他本人的要求,经张振宇介绍,党组织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进入1939年,经张振宇、于振忠等秘密活动,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路南的抗日队伍又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到200多人。这年8月,路北八路军游击支队150余人和苏然领导的抗联五总队300多人,由史家洼跨过北宁铁路到达甄庄,与张振宇、于振忠、曹致福等组织的路南地方游击队会合。会合后,部队在路南地区打了一连串胜仗。在攻打河南庄炮楼时,于振忠手持盒子枪,带领战士们冲在最前面。在进到距炮楼150米的一块花生地时,于振忠不幸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英勇牺性,时年28岁。